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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6年6月19日开始，北京市工商部门暂停为登记地址为民用住宅的企业办照。据了解，工商部门为此类登记不予办照的理由是“住所使用用途为‘住宅’，不具备从事经营活动的条件”。但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春江水暖鸭先知，经营活动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没有谁比企业自己更清楚。很多中小企业，比如技术开发、文化产业等等，可能就那么几个人，几张办公桌、几台电脑、几部电话就足够了。甚至有很多公司即是住家、住家即是公司的情况。当年，惠普、苹果等跨国巨头们都是在车库开始创业的，而联想集团则是创业于一处租来的传达室中。
有关部门明显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目的是为了配合房地产“国六条”打压房价。事实上，众所周知，房价高的根本原因在于土地垄断，当前的房价已到了“买房不如租房”的地步，通过进一步萧条租赁市场能否达到打压房价的目的，本人持怀疑态度。但由此导致的公民创业空间进一步被窒息，却值得国人高度警惕。
民宅商用在某种程度上为低成本运作、特别是初创型的企业提供了空间，提高了经济活力。据报道，今年前3个月，在朝阳区注册的公司有60%以上的办公地点设在居民楼。一叶知秋，全国的情况又如何呢？将公司开在民宅是中小企业降低成本的重要手段，这种低成本对他们来说生死攸关。一旦这条路被堵死，等待他们的命运有二：一是被迫花更高的租金去租用写字楼、商用房，过高的成本可能会导致这些中小企业大量关闭；另一种是黑户化生存，自然会严重影响中小企业的展业和发展壮大。
当前，中国已经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之所以会这样，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创业环境恶劣，中小企业不够发达。2004年全国经济普查数据显示，中国企业数量只有325万个，每千人仅有2.5个企业。而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每千人口拥有企业的数量为45—55个。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的研究表明，中国大陆的中小企业有逐年衰减之势。1999年—2004年在工商局登记的个体工商户减少了770万户，平均年减少128万户。国家工商总局日前公布，2005年内资企业为350万家，比上年减少了30.1万家。
中小企业不发达甚至逐年衰减，关键在于创业的成本过高，不仅仅体现为一些部门的乱收费、乱罚款等高额的行政管理成本，体现为大量行业垄断下中小企业生存艰难。即使在如此严峻的生存环境下，有关部门还步步紧逼，很多中小企业和个体经营者一开始就被高额的准入门槛扼杀在摇篮状态，不批准在民宅里开公司只是最新的一例，更为普遍、更为大量的例子是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对城市街头流动摊贩的“赶尽杀绝”。近几年来，各地城管几乎成了街头暴力的代名词，采用种种暴力手段驱赶街头摊贩成为他们执法的基本手段，乃至于屡屡闹出城管暴打摊贩或者摊贩杀死城管之类光天化日之下的血案。合肥市公开提出创建“无摊城市”，市区只设78个西瓜销售点，平均8平方公里、2万人口才拥有一个临时瓜果摊点；北京不允许露天摊点夜里12时以后经营；郑州市搞株连法，对进城的农用瓜车，执法部门每查处一辆，就罚农民所在县政府10元，同时销售点所在区、瓜车来源地的乡镇政府及进城经由的区政府也要接受处罚。等等。
必须看到，创造宽松的创业环境、促进就业不仅仅是一个权宜之计，而是一个国家市场繁荣、经济发达的基本保证。一个国家，其经济越发达，在企业中就业的劳动力就越多，发达国家中90%左右的劳动力在企业中就业。反之，每千人口企业数量越少，就业就越困难，失业人口就越多，两极分化就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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