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到2004年十年间，全国有770万家个体户消失，仅在去年，全国就倒闭了30万家企业。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对此深感忧虑：如果没有中小企业的发展，没有中等收入人群的扩大，再怎么分配都没有用，关键是要鼓励创业。中小企业发育不良，将严重影响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
“中国的创业环境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比较差的。”周天勇说。他认为，虽然中央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很多，但由于过去体制没有转过来，具体落实效果不好。首先，中小企业创业准入门槛高。擦皮鞋这样的劳动型创业在国外不需要登记注册，而在国内必须注册，否则就是非法经营。北京市出台住房不许用作商业公司办公场所的规定更是雪上加霜。
这一不完全的数据部分反映了我国个体户与中小企业生存环境的艰难，要全面反映中小企业困境，还应包括以下数据:第一，中小企业生存周期缩短，平均生存周期从前几年的3.8年下降到2年左右。第二，在上游资源性垄断与通胀日渐加剧的情况下，中小企业无法获得某些行业的准入权、议价权与利润分享的权利。
近年来公众对垄断部门的关注，往往还停留在“福利腐败”等分配制度层面上，而对他们在源头层面上挤占公平创富途径，导致“起跑线”不平衡的现象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与占据行政垄断有利地位的大型国企相比，让我们来看看更多普通中小企业遭受的“礼遇”吧。
1 是“泼冷水”
去年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世界银行的4位教授对85个国家和地区的创业环境作了系统调查，结果表明，从注册一家公司到开业平均所必经的审批步骤数，加拿大最少，只需两天，中国内地则需要走过7道关，需111天。美国、英国、加拿大的注册审批费用不到其人均年薪的1％，而在中国内地，各种审批费用占据了人均年薪的11％。兴冲冲的投资热情，却分明是“热脸贴上了冷屁股”，“制度性冷漠”给了他们当头一棒！
2是“浇热水”
资料显示，国内中小企业创业准入门槛都比较高，甚至像擦皮鞋这样的劳动型创业在国外不需要登记注册，而在国内必须注册，否则就是非法经营。在缴纳了税费之后，中小企业不但难以得到相应的服务，往往还会遭遇意料之外的成本和障碍。据一位知情者透露，每年北京有大量与中小企业相关的创业基金和项目基金，但由于基层执行力度不够，往往到不了真正的创业者手中。更让人吃惊的是，就在中小企业因资金紧缺“卡脖子”的同时，国家提供的创业无抵押小额贷款，在北京市一个区5年以来只放了不到10笔。有多少中小企业，要么被刚进门槛时的“热水烫死”，要么是在嗷嗷待哺中“无水渴死”呢？
3是“榨油水”
政府各部门的收费、罚款不胜枚举，诚如周天勇所强调的好几个“特别多”，什么工商管理费、市场管理费、年检费和质量检验费等等，“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导致很多个体户和企业不堪重负。
一边是大量小企业和个体户倒闭、挣扎，一边是垄断企业利润、福利蒸蒸日上。“垄断猛于虎”，它不仅仅让曾经“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更富，而且他们排斥竞争，通过无情挤占原本就不宽裕的市场资源，享受着更多的政策、资金、资源优势，在“畅快地喝水”的同时，却使原本就势单力孤的中小企业不得不面临“四面楚歌”的悲剧境地，要么黯然离去，要么只有“乌江自刎”。
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是，这种权力垄断更进一步导致了就业市场的雪上加霜。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日前发布的《2006亚洲太平洋地区人的发展报告》指出，整个东亚都在经历“无就业增长”时期，中国的情况尤其严重。这种无就业增长的内在根由是因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倡导的是政府主导、出口导向、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它既是可以在短期内实现地方政府政绩最大化的增长模式，又是一种创造就业岗位能力极端低下的模式（它的需求仅仅定位在为数极少的“白骨精”即“白领、骨干、精英”层面上）。这是一种带有明显权力干预的增长模式，一方面某些政府部门为了短期经济效益，维持甚至强化某些企业的垄断地位，而禁止民营企业进入，另一方面，那些所谓不能实现地方政府政绩最大化的部门，比如民营企业、普通服务业，就受到有意无意的抑制。1999年~2004年，私人投资在整个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一直在15％以下，而国有投资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及重化工业领域，这些部门创造就业岗位的能力却是非常低下。其结果就是，能够创造就业岗位的部门投资远远低于那些排斥劳动力的部门。尽管近年来，投资屡屡过热，但其所创造的就业岗位却没有多少增长。
在近来因中央调整收入分配制度而引发的讨论中，垄断部门成为众矢之的；但有学者认为，垄断的恶果更在于对公平的创富途径的挤占。
提到政府各部门的收费罚款，周天勇一连强调了好几个“特别多”，他说：“什么工商管理费、市场管理费、年检费和质量检验费，很多个体户和企业不堪重负。”
有经济学家把行政部门的存在比作高速公路上的收费站，每次车辆来往都要收费。正如现实生活中，100公里的高速公路上或许一两个收费站足够了，但实际上公路经过的每个村、每个镇可能都要设自己的收费站，都要“伸手抓一把”。
此外，收费罚款环节各部门重复交叉执法，审判难、贷款融资困难、到政府部门办事难等因素也使得中国的中小企业生存艰难。
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陈志武分析指出，在那些行政审批时间越长、行政掌握的“质量关”越多的国家里，产品和服务质量越差，假冒伪劣产品越多，市场上的诚信越缺乏，银行呆账越多。
不久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一个以“收入分配”为主题的论坛上指出，机会不平等导致中国当前贫富差距不断加大，而造成机会不平等的因素，一个是腐败，另一个就是垄断。
“创业少，中小企业少带来的问题很多。”周天勇强调，中小企业的发育不良除了在经济上造成投资过大消费过小，工厂生产过剩的严重后果外，还将严重影响社会分配。中小企业在数量上的缩水会带来高失业率，不利于中等收入人群的增长。在整个国家分配中形成劳动力分配少，资本分配多，居民分配得少，国家分配得多的状况，最终使得收入差距拉大社会基尼系数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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