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随后成立湖北军政府。10月16日，军政府机关报《中华民国公报》创刊，由张樾、牟鸿勋等共进会员主持，日出两大张，明确宗旨：“以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改建共和民国为主义”。每期发行约四千份，分寄省内外机关、学校，张贴武汉街道及公共场所，“不取阅者分文”，大量读者聚观。创刊之日，报馆门联：“与民公好恶，为国报平安”，妙嵌“民国公报”四字。
“变化”催新闻，这一时期上海冒出30余种临时发行的小型报刊，如《光复报》、《警报》等。同盟会员柳亚子创办并主编的小型报《警报》，除了刊登湖北军政府的公告法令，还介绍孙中山、黄兴等同盟会领导人。《警报》每日二至三版，使读者尽快获知最新战况，“所得要电新闻，接到随刊，晨暮不计”，成为中国新闻史上首张一日多版的报纸。此外，《警报》印刷精美，道林纸铅印，每日油墨换色，也是第一张每天换色之报。该报发行不到一个月，上海光复后，因编报人员忙于他务而停刊。
此时期还出现特有的辛亥一景：站街等新闻。上海各大报业会集望平街(今山东中路)，每晚人山人海，满街挤挤攘攘，都在翘首等候最新战报。各家报馆也在大玻璃窗上张贴各地动态，以飨伸颈站客。一则捷报传来，掌声狂起，甚至击墙拍地；某省独立，一街欢腾，抛物扔帽。若贴出败讯或不利义军的消息，该家报馆会被围街民众指为暗受清廷指使，诬胜为败，愤怒市民将报馆玻璃窗砸得粉碎。砸窗事件发生后，望平街各报馆再也不敢在门首披露民军失败的消息，更不敢在报上刊登，只能报喜不报忧。(黄炎培：《八十年来》)
社会舆情如此被新闻左右，即中西新闻史上著名的“魔弹时期”。新闻业初兴之时，新闻对舆论具有绝对操控权。砸窗事件当然是“魔弹”倒射，辛亥新闻界在尽享“魔”效之时，也得领受“魔弹”倒射的尴尬。更激烈的新闻事件出现于1915年6月。袁世凯帝制自为，御用报纸《亚细亚报》Cye自京迁沪，由帝制分子薛大可主持。该报以“洪宪”纪年，记者署名前加“臣”字。该报财大气粗，以免费赠送广告两月、免费赠阅三月招徕订户。创刊不久就收到“君主之敌”、“中国公民一分子”的警告信：“如再鼓吹君主问题，必以激烈手段对付”。果然，9月中旬、12月中旬，报馆两次被炸，不得不于1916年1月停刊。袁世凯另一家京上御报《金刚报》，因受读者强烈抵制，竟得由武警送报。
回报丰厚的新兴产业
辛亥新闻业是回报甚丰的“新兴产业”，比如1898年秋，康有为、梁启超向海外华侨集资创办广智书局(即其后新民丛报)，梁启超以提供文稿为“技术股”，占1/3股份，仅1902年-1903年，获红利上万银圆。(陈明远：《文化名人的经济背景》，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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