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被戏称为“餐桌曲线”。这个理论得到同来赴宴的《华尔街日报》副主编、综合经济分析公司总经理贾德·万尼斯基极大的赞赏，他利用记者身份在报纸上大肆宣传，很快“减税主张”便博得社会各界的认同，最终被里根政府所采纳，从此其影响遍及欧美大陆。
在一家小饭店，拉佛在餐布上给罗伯茨画了一个倒U型曲线，竖轴是税收，横轴是税率。曲线表明，当税率很低或很高时，税收都是比较低的。只有合理税赋才能提高税收。美国当时在最高点右边，税率过高。
曲线很快说服了里根。1周后罗伯茨就制定了全面减税计划。综合减税水平达到33%，为美国建国以来最大力度。短期的减税带来了巨大财政赤字，加上冷战投入巨大，一直到里根离任，美国政府的赤字依然居高不下。不过美国人的痛苦指数大幅度下降，经济强劲增长，一举扭转了70年代的滞胀。西方保守主义获得巨大成功，直接带来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
上世纪80年代，“供应学派”能够得势主要归因于两方面，一是凯恩斯的需求理论在７０年代的失败，二是具有保守理念的里根在美国政坛上得势，“供应学派”下的减税的经济政策正好顺应里根低税收的价值观和理念。里根的伟大就在于他能用极通俗的话，并富有感情地将复杂的经济学理论传达给美国大众，即减少税收、刺激经济、创造就业，通过经济和财富的增量反而能在低税率的前提下增加国家税收，同时增加大众的财富。当时，美国的多数选民接受了减税的“里根经济学”，是因为支持里根的选民在理念和直觉上对里根经济政策有了认同。
为了终结通货膨胀而紧缩货币的供应，使美国经济在1981年7月开始急剧的衰退，并在1982年11月降到谷底，衰退几乎打破了大萧条的纪录。然而，美国经济在历经1981年－1982年的衰退后，于1983年开始了戏剧性的茁壮复苏，这波经济成长还继续维持了好几年，直到里根任期结束前都还未停止，成为美国史上为期最久的经济扩张，原本高涨的失业率于1984年中旬已经降回了1981年早期的数字，并且在接下来几年里也持续下降。
里根政府主张减税帮助了经济的复苏、制造了更多工作机会，最终将使联邦政府获得更多税收，从1980年代初的每年5,170亿美元大幅提升至超过1万亿美元。而里根政府新的军事战略增加了大量军事预算，则导致联邦政府的预算赤字达到前所未见的地步。
看一看里根之前的福特总统、卡特总统吧：平庸、短见、无能、懦弱……把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的美国搞得衰弱病态、民怨沸腾……是里根让美国重新走上了中兴之路！“巫毒经济学”一词乃是1980年美国共和党总统初选时，当时里根的竞争对手布什所创，用来指涉里根经济学的主张说为富人与企业减税会带来经济繁荣与税收的增加乃子虚乌有、邪魔歪道。
但讽刺的是，实行“巫毒经济学”最彻底的是布什的儿子小布什担任美国总统的这段期间（2000-2008年）。全球市场、金融解禁、富人与跨国企业当道的结果不仅导致美国经济崩溃，也带来全球性的金融海啸与危机，无以数计的人失去工作与毕生的储蓄，为“巫毒经济学”的效力做了最佳脚注。
供应学派税收理论同凯恩斯主义的税收理论相比，有三个明显的变化，即由强调刺激需求改变为强调刺激供给；由强调实行“收入再分配”，改变为强调鼓励生产、工作效率和扩大收入差距，由强调政府干预改变为强调运用市场机制。
供应学派的税收理论，可以概括为四点：（1）税率与税收收入之间关系的理论。其依据是拉弗提出的著名的“拉弗曲线”。这条曲线的简明含义是，在税率和税收收入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当税率为100％的时候，企业没有任何利益，税收就成为乌有；相反，如果税率为0，政府收入难以保持，自然使政府陷于瘫痪。因此，在这条曲线上一定有一个最佳税率点，这个点表示的税率可以取得最大的税人和预期的最佳的国民生产总值。
（2）降低累进税率与边际税率。在70年代初，供应学派认为美国经济中的根本问题是税收制度。主要原因是由于所得税的高累进税率制度和“税率结构”不合理，也就是对富人征税适用的税率太高，税负太重。
供应学派认为，实行高累进税率制度，富人税负繁重，有许多坏处，如影响富人投资的积极性，其实，增加税负，对富人的消费开支没有多大影响，主要是影响富人投资的数量和质量；促使地下经济发展，由于税率进入“拉弗曲线”所称的“禁区”，迫使一些企业和职工不断逃入税金避难所，进入不纳税的地下经济的行列，增加逃税现象；其弊端还有“经济转移”，即资本外逃和人材外流，这和为了增加收入显然背道而驰。
所以供应学派竭力主张降低税率，特别是降低边际税率。因为，边际税率越高，替代效应越大，对人们创造新增收入积极性的伤害也越大。供应学派认为，降低边际税率不是简单的“收入回流”，而是会同时带来刺激收入增加的因素。因此，要想向富人多征税，就要先降低富人的税率，要想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就要先向纳税者减税而不是增税。因为降低税率意味着更好的刺激、更好的刺激意味着更高的储蓄率、更多的资本形成、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实际工资的更大增长。
税负轻重对人们消费与投资、休闲与工作的决策影响的理论。这个理论是用“相对价格理论”来说明的。相对价格理论是供应学派减税主张的重要理论基础。它认为，消费与投资、休闲与工作都是有代价的，都有一定的价格。税收负担也是一种代价、一种价格。在一定条件下，税收负担“价格”的高低，决定消费与投资、休闲与工作价格的高低，从而影响人们对消费。投资、休闲与工作的决策。相对价格理论的提出，为供应学派的减税政策主张，提供了经济上的依据。既然税率越高，闲暇的代价就越小，工作报酬就越低，自然高税率就会鼓励闲暇、打击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同样，既然税率越高，消费的代价就越小，投资的报酬率就越低，自然高税率就会鼓励消费、打击人们的投资积极性。因此，在劳动者、储蓄者和投资者对较高报酬的反映“弹性”较大时，减税的“自偿”能力也越大，这时，减税不仅可以把闲暇的时间和闲暇的资金转化为生产要素，而且税收收入也不会减少。
减少政府干预和税收减免。供应学派虽然十分推崇J·B·萨伊自由放任的经济理论，但并不一般地反对国家干预经济。对某些税收项目实行减免，实际也是政府干预经济的表现，因为它不是市场规律作用的结果，而是握有减免税权力部门主观意志的体现。减免税的规模越大，越会使税基缩小，越会代替市场机制的作用，越会增加纳税人对税负不公平的担心。而且有些税收减免还常常是只能刺激需求，不能刺激供给。所以供应学派主张应该用减少减免税的办法换取降低税率，用低税率去刺激投资、储蓄和工作的积极性。供应学派的理论主张对整个80年代美国经济政策的影响很大。里根被罗伯茨称为“供应学派的第一位总统”。但也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供应学派的政策作用结果会使美国富人更富，穷人更穷，贫富悬殊在以空前的速度加深，这在政治上“已埋下灾难的种子”。
在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下，调节经济的指挥权掌握在总统手里。但总统未必是经济专家，要使如此庞大复杂的美国经济运转好，就要有一批熟悉经济、足智多谋的能人为总统出谋划策，这就是总统经济智囊的由来。名总统轮流执政。他们在各自的周围都团结了一批经济智囊，参与经济决策。这些决策有些符合客观要求，对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有些违背客观要求，对经济的发展起了阻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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