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曾与114合作多年的家电维修企业负责人透露，他从2003年开始与114进行“优先报号”合作，当时自己的公司是三个家电品牌的特约维修商，因此希望能在114查号系统进行“打包”推荐，但114规定每个品牌必须各自付费，而且价格连年上涨。出于成本等原因，他的公司最终与114“分道扬镳”。

　“不出名的中小企业，希望通过此类方式来招揽生意，114也能从中赚到钱。”李富春坦言，正是因为近年来114推广“优先报号”业务、把关不严，让欠缺资质的“李鬼”企业钻了空子，导致消费者投诉激增。上海家用电器行业协会目前参与了对申请企业的审查，但没有参与114的业务利润分成，“我们审查过的企业有三四十家，协会没有收过一分钱。”

　　不少消费者质疑，在公众眼中，114是带有普遍服务性质的特殊号码，是具有一定公益服务性质的公共信息平台，就像“黄页号簿”。如今，运营商利用公共号码资源和公众的信任，给原本公益的事情披上了商业外衣，令人不解。

　　“作为一个公共服务单位，114应该更加注重社会效益，现在却变成了一个盈利项目。”上海汇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吴冬分析说，出于多年来形成的信任，一般人会直接认为114推荐的是知名的优质企业，“现在却有点类似于百度等网站的‘竞价排名’，公平性有待考量。”

　　名为“公共服务平台”　岂能“过度逐利”

　　据记者了解，114查号台在北方由中国联通经营，南方由中国电信经营，成立初衷是打造一公共服务平台，为用户提供政府机构、企业、社会团体等联系方式。近年来，随着公众信息需求增加，114的业务从原先的查号逐渐向酒店预订、机票预订、餐饮预订等拓展，运营模式也发生诸多变化。

　　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姚钧认为，114如果推荐企业，就成为合同法中“居间”的角色，114必须对自己推荐的企业负责任，并尽到深入核查的义务。如果114还进行了商业交易，那就更需要负责任。

　　姚钧同时表示，114利用公信力，将其延伸给推荐的企业，“事实上就是把一个公共服务平台变成了商业交易”，存在明显的不正当性。

　　有关专家指出，在一些国家和地区，114这样的企业被称为“公营事业”，是不以盈利为宗旨的；这种国有企业和公交、地铁一样，对全社会开放，是很有公信力的，因此社会对它的要求自然就不一样。如果发生明显的商业交易，一般会被定性为“违背公信的弃责行为”，有“公营事业法”等专门法律约束。

　　相比之下，我国目前对这种“公营事业”还没有明确的法律约束机制。

　　针对一些消费者的质疑，上海工商部门表示，只会对114所在公司登记事项进行日常监管和监督。上海物价部门“12358”热线表示，114的此类收费属于商业行为，不属于物价部门管理；记者询问如果114收费不合理能否投诉时，热线工作人员表示物价部门没有定价权，也没有制定相应的收费标准。

　　上海市通信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则表示，从行政法规的范畴上看，政府部门对114的管理主要针对其服务质量，比如114话务员的态度怎么样，“优先报号”可以“从行业角度进行协调”。

　　一些专家和消费者呼吁，政府部门有必要对114加强监管，制定明确的行业规则。同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刘春彦说：“规则应是公开、公正和透明的，如果发生纠纷或者出现侵害消费者权益的现象，114应当承担一定责任。” 新华社“新华视点”

想认识全国各地的创业者、创业专家，快来加入“中国创业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