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我国第五次体育场馆普查统计，有58.76％的体育场地不对外开放，14.46％的体育场地部分对外开放，对外开放的体育场地不到26.78％，这严重制约了我国体育场地的使用和效率的提升，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
原因在于，“大部分的场馆为事业单位管理和学校管理的场馆，并没有市场化，不是完全面对所有公众，盈利压力会小一些。”杨奇勇说。
此外，国家投资建设的体育场馆现行的管理体制是自收自支，利用多种经营贴补，维持生存。目前，国家给拨款，满足竞技体育发展的场馆需求是必须，满足大众消费的很少。直到2011年，水立方才首次获得北京市相关产业资金政策的960.20万元的资金支持。
作为当年奥运场馆最大的一笔投资，鸟巢目前的经营状况被各界表述为“基本上达到收支平衡”。“鸟巢”是中国首例实行BOT融资模式兴建的体育馆。2003年，中信集团、北京城建集团和美国金州控股集团组成的联合体中标“鸟巢”项目后，与政府出资人代表（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共同组建了国家体育场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国家体育场的投融资和建设工作。
但奥运会后不久，在鸟巢的冠名权上，政府与企业就出现了分歧。“鸟巢已经跟可口可乐、阿迪都谈过，眼瞅这钱就进来了，但是没做到。确实是有政治、社会的因素考虑。”北京关键之道体育资讯公司CEO张庆解释。他曾策划并执行了李宁公司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2000年悉尼奥运会等赞助推广事宜。
2009年8月，北京市政府与中信联合体签署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家体育场运营维护管理协议》，调整了“鸟巢”的运营维护管理模式，宣告BOT模式在鸟巢的试验失败。
吉林体育局佟景春曾撰文介绍“政府是BOT项目成功与否的最关键角色之一，政府对于BOT的态度以及在BOT项目实施过程中给予的支持将直接影响项目的成败”。
继续惨淡还是拆？
大型体育设施的赛后利用，是一个世界性难题。难就难在：它肢体庞大，在这里运作任何一件事情，成本不菲。
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杨奇勇坦言，目前真正的体育产业还是相对薄弱的，组织大型赛事确实是亏损。单场赛事成本高达六七百万，然而收入囊括门票和一小部分的商业开发才几十万。这和巨大的成本是不相匹配的。
北京关键之道体育资讯公司CEO张庆向记者介绍，有些场馆谈不上经营，跟鸟巢、水立方比差得更远。“顺义的水上运动中心已经接近荒废。我前一段时间培训国家赛艇队，他们都在东北等地方集训。我问他们顺义那个呢？他们说都没法用了。”
他介绍说，老山自行车馆归国家体育总局下的自行车击剑运动管理中心管，他们没有这个义务去开发市场，他们的职责是发展自行车运动，大赛中多拿金牌。场馆运营得好坏不是他们关心的。“举国体制办奥动，使得场馆成了沉没成本。它们的收益是用金牌来衡量的。”
不过，杨奇勇认为，大型赛事还是得办，作为一个体育场馆要通过相关产业来获得盈利和收入，也要通过几个国际大赛来支撑这个自身品牌。
“奥林匹克中心园区有20万的流动人口，如何让这些人‘来得了，留得住，带得走’是使奥运场馆赢利的一个关键。”张庆强调。
2008年奥运之后，张庆曾带朋友去参观鸟巢，结果四处去找盒饭，然后蹲地上吃。针对鸟巢周围配套设施不齐全的情况，张庆总结为“有城无市”四个字。他说，“城”是固态的，“市”就是要聚集起人来。一个铺子很难叫市，一条街就可以称为“市”了。
在他看来，有“市”才能给人们提供方便。“就是挖空心思去让这20万人花钱。现在好多人就是拍完照就走。即便是拍照，若是经营的话也可以有好多想法。大家不仅仅是走马观花的旅游而是体验，变成体育文化的体验中心，但要做到这一点要从很多细节上去设计，从步道、空中、地下，看见的、摸到的都要去考虑。”“经营模式你永远是要考虑的。你不能设计一个空壳一样，我觉得设计一个建筑，设计一栋建筑跟做城镇规划是一模一样的。”相比之下，伦敦奥运会总建筑师游邑则开出了更为简洁的药方，拆！
对于伦敦奥运场馆，游邑设定了25年的转变期。据他介绍，伦敦奥运场馆有9个将会在比赛结束全部拆掉。“我的规划是把所有的场馆都拆掉，那么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与其说后奥运问题不如把奥运整个问题拿掉。这是很白痴的很夸张很无奈的一种办法，可是静下心想想这是策略。”游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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