娃哈哈董事长宗庆后遇袭消息经警方最终证实后，围绕这位前中国首富的猜测并未停息。
有关超级富豪的话题，总是能引来关注热潮。
在这之前，一段据称宗庆后女儿宗馥莉接受媒体采访的话语也曾引发媒体的广泛讨论：“我觉得政府需要面对我们这一代，我们这一代人永远不可能像我老爸这一代一样。”据称，她还表示，有可能将娃哈哈搬到国外。
在政商关系话题持续发酵的当下，这起袭击事件与“可能出走”的言词无不让人浮想联翩。
其中，较具解读意义的，是诸如宗馥莉这样的家族企业接班人对于财富、接班、政商之道的理解。
去年5月，中国青年报记者陶涛等人出版了《中国独二代调查报告》一书。其中将“富二代”定义为民营企业家“富一代”的子女们，多为70后、80后、90后，以继承为媒介继承上一代人的名声、财富和资源，承担着延续财富神话的家族使命。
换用更加中性的名词，这就是“富二代”。这群在金子铺就的路上肆意奔跑的年轻人拥有优越的物质条件，大多接受过海外的教育，而他们与父辈的差异从生活经历、办事方式一直延伸到政商观、经营理念，无处不在。
宗馥莉的一番话让不少人警觉，当民营企业经历代际传承，政府应该面对新的掌舵者—他们的受教育程度更高，思想更加开放、自由，但同时，对复杂的人情世故和政商关系无所适从。而因为改革停滞以及经济模式的落后、单一，他们的接班往往会遭遇各种难题，有的甚至危及企业的存续。
不过，由于各种社会原因，这群人不愿主动站在聚光灯下说话，以至于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也大多在匿名的前提下进行。
如果不是因为他们的父亲，“富二代”不会如此轻易地拥有财富。但同样，如果不是因为父亲，他们或许可以更加自由地追求自我，躲开接班的矛盾、复杂的政商关系，以及全社会灼热的目光。
我的父亲母亲
陈斌的父亲下海前是浙江沿海一座小县城里的体育老师，身高1.8米，体格健硕，不苟言笑、不怒自威。
上世纪90年代初，其父亲开始跑长途客运时，陈斌还在念小学。那时，他家是负资产，父母经常需要筹钱。有关这段时光，陈斌尤其记得母亲吃过的苦，她经常整天守在车站里卖票，饿了就啃几口冷馒头。
陈斌的母亲早年丧父，家境贫寒，因为老师反复劝说而免于辍学。陈斌觉得，幼时的经历让母亲怀揣着强烈“改变命运”的愿望，甚至于如今50多岁的她依然维持高强度的工作，“偶尔停下来就会像傻子一样不知所措”。
黄晴的父亲也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闯荡上海。初时，他与亲戚合开了一家公司，但不久后倒闭。为东山再起，他转而承包工地。
黄晴或许是中国最早一批的留守儿童。在读高中之前，她只有在每年的寒暑假才能和妈妈一起到上海找爸爸。
这种相聚通常是黄晴所有在上海打拼的亲戚一起回到老家与亲人团聚，而他们一家三口很少单独相处。
久而久之，幼时的黄晴觉得，父亲是繁忙而陌生的，他对自己以及母亲的关怀全都是通过一部电话。而她那时所不知道的是，破产的父亲非常落魄。在接到人生中的第一个工程之前，他蜗居在狭小而又破旧的棚户房里，大夏天不舍得坐带空调的公交。
等黄晴上了初中，她可以明显感受到父亲越来越富有，而代价是父母的婚姻亮起了红灯，最终在多年后破裂。
初中毕业后，黄晴被父亲接到上海读书。尽管父女俩住在一起，但他们的相处时间依然很少。通常一大早，她上学，他上班，而晚上，他总是很晚回家。
对于应酬，黄晴毫不陌生，因为，父亲的建筑公司主要承接政府单位的基建、员工宿舍等配套项目，捋顺关系是他的重要工作之一。
小时候的假期，黄晴和母亲来到上海，父亲常常带着她们，约上一些领导以及他们的家人，“像朋友一样外出郊游”，这是黄晴印象中的“建立关系”。
稍大一些的黄晴不愿再与父亲一同出现在饭局上，她有时像一个局外人，不远不近地看着觥筹交错中的父亲。有时，黄晴会很心疼，因为，他一杯一杯地喝酒，喝完吐，吐完再喝。有时，她又感到痛苦，“尤其看到父亲小心翼翼地说话、点头哈腰地对领导陪笑”。但同时，她又会想起父亲常说的一句话，“弯下腰是为了更好地抬起头。”
如今，黄晴父亲的生意走得很顺，她不知道他究竟有多少资产，但几千万总是有的。而陈斌的父母完成了蜕变，成了陕西省某中心城市一家大型豪华商务酒店的老板。这栋陈家的酒店主楼21层，地处当地县城的繁华闹市，是县政府的政务接待中心，提供客房、餐饮、购物、康乐等一条龙的服务项目。
由于生意的关系，陈斌的父亲常与政府官员接触。“他是90年代出来的企业家，靠的是气魄和胆量。若论经商，他的管理是粗放式的，细节都是我母亲落实，但要说与官员打交道，他绝对是个角色。”
陈斌觉得，父亲处理关系就像是下一盘象棋，环环相扣、步步为营，“没有谁吃得住他”。更让陈斌佩服的是，在一些场面上，父亲的态度、说话的角度，发声的音量乃至抑扬顿挫都很有水准，“他似乎天生就具有某种领袖气质，而我可能永远无法像他那样。”
“你不得不承认，压倒众人的气场，以及信心爆棚乃至于夸大其词的‘演说’往往是老板和官员信服你的两个条件。”王大骐是中国著名战略策划咨询机构王志刚工作室创始人王志刚之子。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他无数次列席父亲的饭局，有时，父亲滔滔不绝的发言让他感到窒息。
不过，他又认为，自己父亲与官员的关系往往是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同时也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业务之外再无任何其他往来。
不一样的“企二代”
2013年8月的一天，在上海外滩一家非常高级的法国餐厅，一位男性迎来了美丽的女伴。他们倒不是情侣，不过男性还是忍不住地激动，因为这位叫万青的女孩，似乎是从文艺作品里走出来的大小姐一般，美若天仙又背景显赫。
“要不要换这个位置，我这里可以俯瞰外滩，景色不错。”男士作出了一番绅士的表态，但对方的回答让他略吃一惊。
“呵呵，不需要了，我每天都可以俯瞰外滩。”万青的父亲是一家崛起于广东客家的上市公司的老总，不到30岁的她在十多家企业挂名董事长或者董事。
这位男士又转向另一个话题，“每天都会去上班吗？辛苦吗？”“不会，反正都是爸爸的公司，想去就去嘛。”
2010年，中国社科院进行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彼时，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的平均年龄已达到55岁至75岁，此后5到10年内，全国将有300多万家民营企业迎来代际传承。
于是，“企二代”粉墨登场。他们拥有父母的遗传基因，也将继承财富，但两代人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他们的代沟可以简单地体现在KTV里唱的歌以及玩乐的方式上。而其实，这种差异从生活、办事方式一直延伸到价值观，无处不在。
“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应该就像中国大学宿舍里舍监对于每个学生宿舍的作用吧。”说完，万青哈哈大笑，“这是我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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