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的秋天，26岁的Michael提着行李，跳上了一辆开往上海的火车。

他刚刚从南京一所名牌大学通信工程专业硕士毕业。4个多小时后，他将开始人生的另一段历程。

“10年内，我要成为拿百万年薪的人。” Michael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

工作的状态

2000年，IT通信热潮在中国大地上热起来。随着华为、中兴、贝尔等一干企业在全国快速扩张，他们在全国各大高校大规模招聘工程师。

M拿到了其中一家的offer。作为研发部门的硕士工程师，他的月薪是7200元。

刚开始的生活很像大学生活的延续。他和同一批进公司的应届毕业生在一起培训、工作，随后又被分到不同的部门。“大家感情很好，下了班以后就在一起打球、吃饭、活动。”

Michael日子过得很节省。“每个月我只花1000块，其中还包括500和别人分摊的房租，余下的都积攒起来。”

他已经开始考虑很实际的问题。工作到第二年，在宁波老家的父母就催着Michael考虑买房了。他把搜寻区域目标放到上海西南郊的莘庄，那是浙江籍“新上海人”的聚集区。2002年，他曾在莲花路看中一个新开的楼盘，单价4000元/平。一年后，这个住宅区房价涨了近一倍。

买房的事被暂时搁置了，因为Michael当时的恋人还没毕业。女孩是他的同校师妹，刚刚被保了研。按Michael的计划，女朋友毕业到上海工作，再根据两人的工作地点，确定在哪里买房子，然后，他们就在这个城市结婚、生子，扎根。

除了每日必煲的“电话粥”外，女朋友每个月都会坐着火车从南京赶到上海来和他相会。两人在一起时，Michael就开始谈论他眼下最关心的—— 房子、柴米油盐等等关于他们的未来……

“我一提买房子，她说‘什么？我们要买房子？还要贷款？要贷30万，需要30年还清”。Michael活灵活现地模仿起9年前女友不知所措的反应和表情。

2002年，Michael所在的公司经历了一次架构大调整。按高层的要求，他隶属的部门迁到深圳总部，和另一个部门合并。

“上海这边的同事都不肯去，我们就集体和高层斗争，想争取留下来。”斗争未果，一部分人选择辞职。Michael也想离开，再找一份工作不是问题，但他遭遇一个现实的麻烦——按当时签下的劳动合同，他若此时辞职，要赔偿公司19000元的培养费。

在深圳的日子，Michael一边上班，一边悄悄地找好了下家。“等4月份年终奖一到账，我立马把钱提出来，转到我的卡里，然后就向领导提交了辞呈。”靠着这笔年终奖，Michael赎回了“自由身”。

离职3个月后，他在一个周五回到了上海。当天晚上，他兴奋地打电话到女朋友的宿舍。在电话里，她告诉他一个消息——她已经爱上别的人，对方给她更多浪漫的感觉，她没法和他继续这种为将来的房子、孩子、柴米油盐谋算的关系。

“像是背后被人插了一刀子，”Michael完全懵了。不愿意放弃的Michael用了一年的时间竭力争取、补救、挽留。种种努力之后，在29岁生日到来的前一天，Michael正式结束了这段感情。

除了上班、加班，Michael一闲下来就去健身、流汗，“一周游两次泳，打两回羽毛球，想把情绪都发泄出去”。他的体重开始直线下降。

“整整瘦了12斤。”

百万富翁的泡沫

生活还在继续。

挨过一个难熬的周末后，Michael周一准时到新公司上班，他成为一家移动增值业务公司的技术部经理。

从2002年起，SP神不知鬼不觉就火了起来。随着中国手机用户群体数量飞快地增长，SP商们每月大把大把地清点银子——从2002到2006年，几乎全中国的手机用户都被各种垃圾短信骚扰过，很多人发现每个月的手机账单上有各种莫名其妙的扣钱。

当SP商们排着队做着上市圈钱梦时， Michael和他的工程师同事们也被一夜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的梦兴奋着。“我期权的协议都签了，前后分了两次股。”“以当时的IPO估价，可以买下我现在的房子 (折合人民币约300多万)。”

好景不长。2004年8月，Michael的公司接到了中国移动的处罚通知，当时，4家大SP公司被罚。随后，信产部和中移动加大了对SP业务的专项整治工作力度。随着短信资费整治、群发整顿、二次提醒等措施，SP的业务泡沫不断被挤压，从此一蹶不振。

“可惜晚了一步。”Michael惋惜地说：“当时，我们这一类公司赖以生存的业务都是打政策的‘擦边球’。一旦政策收紧，就是死路一条。”

当意识到行业和自己的爱情一样不可挽回地走下坡路，Michael果断地辞职，跳槽到一家全球著名的IT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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