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疯卖傻”
疯狂“败”家躲一劫
但好景不长,1963年,禹城地区开始了四清运动(1963年—1966年,一开始在农村中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期在城乡中表现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实际上为“文革”的发动作了准备),李宪章做小买卖在当时属于“投机倒把”,是重点清除对象。一天夜里,一位在乡里工作的朋友偷偷跑来告诉他:“乡里已经列出了清理名单,你在里面,马上就要整你了,你快想想办法吧。”李宪章吓出一身冷汗,“在那个年代,如果在政治上被扣上帽子,就没法活了。”李宪章说。
情急之下,他决定“装疯卖傻”,将家里值钱的东西全部廉价卖掉。100多元买回来的缝纫机,2元就处理了,引来不少人抢购。村里人纷纷笑他傻,但也就是因为这样“装疯卖傻”,他幸运地躲过了一劫。
卖粮筹“资”
偷扎笤帚挣“大”钱
殷实的家底瞬间化为乌有,李宪章一家心如刀割。不过李宪章本人并未气馁,而是想找机会再大干一场。
不久,他盯上了卖笤帚的生意。笤帚家家户户都需要,制作简单成本低,并且当地政府对卖笤帚这样的小买卖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说干就干,李宪章花了一周时间向邻居学习扎笤帚,紧接着在自家院子里挖了个地窖,准备夜里偷偷躲进地窖扎笤帚。问题又来了----他没钱买扎笤帚的笤帚苗。李宪章狠了狠心,想把家里的口粮卖掉。父母一听死活都不同意。那时一家四口人一年只有400斤口粮,根本不够吃。母亲甚至跪在地上求他:“粮食是命根子,千万不能卖啊,卖了咱一家人就没法活了!你不过日子了?”“娘,你放心,我卖一斤粗粮准给你买回两斤细粮来。”李宪章铁了心,没过两天,他一次卖了100斤粮食,买回400斤笤帚苗。
从此,李宪章白天给生产队干活,晚上抽空偷偷扎笤帚,接着隔三五天向队里请一天假,悄悄地担着一担笤帚,走十来里路到禹城集上叫卖。他还记得第一次卖笤帚,50把笤帚一天都卖完了,拿着挣下的钱,他兴冲冲地买了10斤小麦回家。母亲看到粮食,气消了一半,不过还是担心地说:“千万别再让人查了。”
好的时候,李宪章一次卖近100把笤帚,少的时候也能卖一二十把,一把笤帚卖一毛五,除去成本能挣7分钱。一个月下来,他竟能挣个七八块钱。“那时候一月挣七八块钱,在农村可不得了啊。”李宪章说。
济南卖货
两天三夜不睡觉
时间一长,李宪章不再满足禹城的小市场,而是盯上了济南的大市场。1965年春的一天,他担了一担共100把笤帚,乘火车到了济南。中午开始在大观园附近叫卖,晚上9点就卖光了。李宪章尝到了甜头,第二次去济南担了两担共300把。每担笤帚有70多公斤,他下火车后根本没法一次担走,就先担一担走二三十步,放到地上,再回头去担另一担。
笤帚多了,乘火车不方便,他就向生产队借了个独轮车,推上400来把笤帚,晚上10点从家里出发,走60多公里,第二天上午10点左右来到济南。因为他往往只请一天假,所以卖一天笤帚后,他又连夜花7个多小时赶回家里。渴了喝口凉水,饿了就花1毛钱买斤地瓜吃。“有时晚上卖完货,我就连夜赶100公里到乐陵收笤帚苗,第二天下午再赶回家。一趟下来两天三夜不睡觉,我和别人说别人都不信,队长听了还说我在瞎编。”想起40多年前热火朝天的干劲儿,李宪章唏嘘不已,“多亏那时候年轻,身体好,要不可扛不住。”
主动降薪
换回“无形资产”
就在李宪章凭着超人的毅力开始二次创业时,国内政策又开始收紧。从1970年开始,李庄成立了笤帚厂,李宪章不得不停止单干,为笤帚厂跑起了业务,这一干就是14年。
当时厂里的工人每天挣3块钱,李宪章却主动要求降薪,每天挣9毛钱。别人都觉得不可思议,他却有自己的如意算盘:“如果我和别人挣一样的钱,那我的活他们也可以做,但我挣9毛钱,就没人敢和我争这份工作。虽然挣的钱少了,但我可以通过在外跑业务,认识更多的人,懂得更多的知识,这种‘无形资产’是很难用钱买到的。”
获得“无形资产”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在济南,李宪章费尽心机找到一份驻济各单位的名录,接着一户户上门去联系业务。有一次,他来到济南四建公司。没等他把话说完,公司的财务科长就把他推出门外,“我们向土产公司买,用不着你的笤帚。”被拒绝后,李宪章又去了几次,仍被拒之门外。于是,他偷偷蹲在公司大门边,等公司一下班,他就悄悄地跟踪这位姓刘的财物科长,到人家家里推销业务。禁不住他的软磨硬泡,这位科长终于同意进他的货。靠着不懈的努力,李宪章将济南的单位一个个拿下,最鼎盛时期,济南年笤帚需求量60万把,李庄笤帚厂一家就提供了40万把,占整个济南市场的三分之二。
丢弃耕地
创下庞大基业
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改革大潮的到来,李宪章承包了李庄笤帚厂,并于1984年在济南白马山附近买了片厂房,做起了其他五金土产生意。生产队分责任田时,他能分三亩地,但他却放弃了这个权利。村支书非常不解:“现在不要地,以后想要也没你的了,没了地你将来靠什么活?”李宪章淡然一笑,已过不惑之年的他早打定主意,这辈子只做生意,三亩地,他早已不放在眼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