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啪！”——银色的出火口蹿出火苗，一束光刚好照在黄发静紧蹙的眉前，“现在温州打火机行业的状况只能用‘非常严峻’来形容。”他点起一根烟，欲言又止。
黄发静，全球最大金属打火机生产厂家之一、温州日丰打火机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温州市打火机行业协会会长。这个曾因带领温州打火机企业抵制欧盟CR法案（Child Resistance Law，即儿童安全法规）声名鹊起、面对国际贸易壁垒斗争到底的企业家，如今却为温州打火机企业的运营和行业发展伤透脑筋。
回溯1980-1990年代，这个由近30个零件组成的打火机照亮了市场经济萌动期的温州人，脱贫致富的冲动促使他们对其拆装研究并批量生产，直至占据世界垄断地位。然而，这个温州制造业曾经的当家花旦之一，现在却面临着资金短缺、成本急增以及政策制度上的诸多问题。从最辉煌时期的3000多家企业，到如今的百余家，黄发静伤感地承认，“打火机已经从温州最红火、最风光的行业，跌到最夕阳、最挣扎的行业了。”
“忽如一夜春风来”
1990年代中期，日本打火机生产商组团到温州，考察后他们终于承认自己毫无还手之力：一只电子点火器，进口单价至少4元，温州人自己做，一开始是1-2元，形成大规模生产后只要0.1-0.3元；密封圈，进口的0.2元，而温州产的从0.05元降到0.005元。
“当年是谁第一个生产打火机的？”在温州，无人能说清这个问题。和历史久远的温州皮鞋不同，金属打火机是舶来品。1980年代中后期，金属打火机最大的产地在日本，零售价至少两三百元人民币，属于海外探亲的温州人带回来的稀罕物。当时，温州的农村家庭工业已蓬勃兴起，对市场感知敏锐的温州人，在这个新奇货中嗅到了商机，争相研究甚至动手拆装从国外带来的打火机。
用“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来形容温州打火机行业初期的发展，绝不为过。温州东方轻工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中坚回忆，几个年轻人用手工打制的方式做出了外形酷似日本货的打火机后，一个个小火苗开始在简陋的厂房，更准确地说是作坊里蹿起。喷涌而出的改革发展动力之下，温州人的致富潜能是无穷的。到1980年代末，小小的温州已经拥有500多家金属打火机厂。同时，专业化分工也越来越细，大大小小的配件厂迅速串珠成链，温州市区的信河街成了世界有名的“火机配件一条街”。1999年，温州金属打火机的年产量达到1亿只，其中70%以上出口，占据全球70%的份额。
作为让中国打火机走出国门、开始国际贸易的“第一人”，李中坚的公司当时每天出口的打火机最少达10万只。他回忆起当时市场呈现的几乎癫狂的状态：货车就等在路边，一下装配线，马上打包发货。
分析当时成功的原因，黄发静认为主要是产业高度集聚、专业化细致分工，充分的市场竞争必然带来成本价格的巨大优势。较小区域半径内从配件到组装的完整产业链，使得第一时间获取市场信息后能在全行业迅速传播、共享。那时，市面上最新款的打火机，不出数月，温州就可量产并不断改进，而且出厂价不到日本产的1/5。压倒性的价格优势促进了温州打火机在市场上的旺盛需求，产业规模进一步扩大。2001年前后，打火机成为温州的支柱产业之一，年产量超过5.5亿只，占据了全球金属打火机80%的份额。
这个产业在温州诞生不到20年，就取代了当时金属打火机的世界生产基地：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这中间还有一个小插曲：1990年代中期，日本打火机生产商组团到温州，考察后他们终于承认自己毫无还手之力：一只电子点火器，进口单价至少4元，温州人自己做，一开始是1-2元，形成大规模生产后只要0.1-0.3元；密封圈，进口的0.2元，而温州产的从0.05元降到0.005元。为降低成本，一些厂家甚至直接将零配件拼装组合生产，把价格缩减到近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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