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8日《重庆日报》报道，在“构建和谐重庆与民营企业家的责任”为主题的第六届重庆民营企业家年会上，重庆市委书记汪洋指出，创业初期的“不规范”既是其与生俱来的“胎记”，也正是其生机勃勃的活力所在。民营企业在创业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失误甚至失败。各级党委、政府一定要把民营经济的发展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客观看待、正确对待，给予最大程度的宽容和理解，坚持先发展后规范，努力营造一种容忍失败、鼓励探索的宽松环境，保护创业激情，激发创造活力。笔者认为，这种宽容有经济深意。
第一，是对和谐政商关系的倡导。非国有经济作为重要经济结构，“已创造了中国GDP总量半壁江山；创造了非农产业80%的新增就业岗位；提供了全国1／5的税收”。如果说国有经济是大象经济，非公有经济就是小狗经济。没有小狗经济的峥嵘，大象经济就很难突飞猛进。所以，政府理所当然为他们在准入环境、融资环境和行政环境方面提供政策救助、经济帮扶以及人力资源输送。可不少地方政府常将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当作随意调遣的“经济小卒”和行政附庸，以“企业教父”的面孔出现，迫使企业在政府面前始终是低人一等、缺乏足够尊严和自主经营权。
为此，北京大学教授杨凤春指出：“即使是在民营企业发展的早期阶段，政府的扶植、保护、介入，形成了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市场主导特色，政府、企业过度渗透，虽然有助于企业在政府权威下的庇护下短时间内取得‘超市场’效应，但也带来了诸如官商勾结等弊端。形成企业家对企业角色的背叛，机会主义心态泛滥”。“会导致企业逻辑的混乱和企业家精神的解体”。据报道，名目繁多、居高不下的各项收费、摊派和公关招待费用，使企业不堪重负。柳传志多年前也说过，“他把70%的时间用在了企业的外部环境上”。( 2006年第9期《商界》)政商关系可见一斑。
重庆市的“宽容民企不规范”，无疑是对政府服务职能的重新梳理和规范，将行政管理的脸色难看变成了和颜悦色，将“行政拦路虎”变成了助力器，将违规必纠变成了理性引导，将变相控制、设置阻碍变成了出谋划策。政府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淡化官本位，强化商本位；弱化高人一等，强化政商平等，营造亲商型软环境。这种政府表态将有效改善提升当地政府部门的服务意识，“加快转变观念、转变职能、转变作风，克服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增强服务意识，把服务市场主体、服务民营企业作为自己的基本职责”，营造和谐的政商关系。
第二，是对社会观念的扭偏。民企也应得到尊重，可国人的传统观念是“慈不掌兵，义不经商”、 “饿死不经商，屈死不告状”，对民企多有、轻视歧视色彩，“小商贩”“个体户”，南方人还叫“走鬼”。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民企只得向社会传统痼疾叫板，有意无意将营利、追逐利润当作经济终极目标，而宁愿将道德坚守、社会规则、政策法规和人格尊严等非物质成分当作虚无。
重庆市用平起平坐的尊重眼光审视这种市场经济的新产物，提升对民企的社会认同，带动整个社会对树立对企业家社会角色的重新认识和精神尊重，而不是用势利眼光苛责他们。这对于提升民企的社会角色成就感利莫大焉，有利于强化社会责任感，化解“原罪动机”，减少创业不规范。
第三，是对激情创业的善待。创业意味着风险，闯荡意味着失误，没有经验和现成模式，“摸着石头过河”难免会有过错。如果因为有过错就对民企采取行政束缚和管制，会极大制约创业积极性，制约民企发展的主观能动性动力，创业举措和雄才大略往往胎死腹中。
重庆市的“宽容民企不规范”，为过错设置了政府通道和宽容通道，等于为民企创业提供了减压舱效应。民企就像太空飞行的宇航员，太空环境恶劣，不适合人生活，减压舱让宇航员生活负担和心理负担都得到释放，从而全身心投入到太空飞行，为创业奠定必要的政府保障。创业者得到海阔凭鱼跃的信任支撑，就敢于砸开捆绑创新的思想枷锁，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精神添加剂”。“鼓励和激励全民创业、自主创业，营造重商亲商敬商扶商的文化氛围，引导更多的有识之士争当老板、勇于创业，培育出更多的民营企业家”。
当然，笔者不是倡导一味宽容，而是说，创业总要有人干，干了总会出错误，这是自然规律，也是改革规律。如果对失败过错一棍子打死，这就等于要求任何事情都是十全十美，这违背辩证法。对此，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第一副主席胡德平提出，“对于清算‘第一桶金’的说法，说得不好，这是在否定改革的巨大成绩。我们还要反躬自问的是，就像孩子一样，我们给予民营企业早期的奶水够不够？很多企业确实是在艰苦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在它幼年时候，我们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学前教育，应该像对待祖国的孩子那样对待他们。”如果说胡德平的说法是在“廓清观点迷雾”，今天，重庆市就是对民营经济过错的宽宏大量和既往不咎，为民营创业提供“豁免”的理由，实事求是、客观对待、允许出错，这是对经济发展的理性尊重，也更有利于民营经济稳定性和科学性的评价，具有深远的经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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