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权威调查机构佐格比国际民意调查所对美国民众进行了一项调查———下一个比尔·盖茨已经出生，那么，这个科技“转世灵童”正在哪个国家成长？让人意外的是，更多的美国人选择了他（她）在中国，甚至多于选择美国和日本的比例。
 
　　这个调查反映了美国人对未来中国科技和国力的预期。不过也许现实要比这个调查沉重。20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末的科技大事项按责任人国籍看，美、英两国分别约占45％和35％，苏联占10％，加拿大和法国各占约5％。人口数量上无出其右的现代中国几与重要的科技创新“绝缘”。
 
　　当然，现在的中国与过去不同，已经满足下一个比尔·盖茨诞生所需的社会稳定、思想活跃、创业精神盛行这几个基本点，但我们仍不能简单认为历史将如美国人所说垂青中国。
 
　　直观地看，技术革新是试验次数的函数，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一国人口规模越大，社会稳定期越长，从事技术试错的人数越多，比尔·盖茨出现的机会越大。
 
　　早期东西方世界的技术革新都主要来源于生产和生活实践，“逐渐”、“偶然”获得了技术进步。但在科学革命之后，实验方法成了新技术发明的主要手段。正如林毅夫所言，一位发明者在实验室中一年的试错次数，也许比得上数以千计的农夫或工匠一辈子试错的次数。目前发达国家的科技资源优势和高水平实验室拥有量目前远在中国之上，轻松地抵消了中国的人口优势。我们的比尔·盖茨现在也许在呀呀学语，但他（她）进入更高程度深造时，可能会受困于难于寻找科研环境的机会。
 
　　其次，尊重个人财产权利的经济制度能够有效保障革新者的权益，为他们的发明创造提供了足够的激励，发明得以不断推进。瓦特的一项发明曾因为消息泄漏而被皮卡德抢先申请专利，致使他不得不重新研制齿轮机构申请新专利。而中国目前的知识产权状况虽有改进，但并未完善。在这个信息时代，我们的比尔·盖茨的第一个重大发现毁于街边卖盗版电脑软件小贩之手，并非危言。
 
　　此外，从技术变革的产生到其大规模发挥效用之间，存在着时间差，某些制度或社会思想可能将这个时间差长期化乃至无限化。在一套制度下，人们为皇帝渲染盛世太平所获得的收益高于强兵练武的收益时，火药就只能发挥烟花的作用而不能喷发子弹；皓首穷经博取功名的收益高于钻研物理化学的收益时，人们宁可寒窗苦读而不愿学习如何制造浑天地动仪。我们的比尔·盖茨即使学小有所成后，他恐怕仍然面临着求财、求功名与继续自己的科学事业的矛盾。
 
　　当然，先进的制度和器物可以学习和模仿，相信以上几点我们可以不断尝试改进，呵护好我们的比尔·盖茨。但我们不能做过于主观的“改进”，用大会战式的运动来促进科技飞跃的雄心壮志，实践证明这种尝试不是折戟沉沙就是蠹鼠丛生。
 
　　尊重技术革新的自然规律不揠苗助长，营建合适的制度环境和设施环境鼓励人们创新并妥善保护其成果，假以时日，即便下一个比尔·盖茨没有生在中国，我们也至少能跻身技术先驱的“转世灵童”有望降世的国度之列。
 
　　（摘自《国际先驱导报》，作者系中国社科院亚太所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