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经济一直呈现“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态势，这种增长模式受到很多学者的推崇。但我要提醒的是，这种繁荣之下的隐忧。
 
　　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可能是过度投资的推动，一个单位的投入仅仅带来0.4个单位的增长，这种增长的成本和代价很高，最重要的是这种完全靠投资推动的增长是否能持续。而所谓“低通胀”，很大程度与资源价格受到控制有关，比如，成品油不随国际油价调整，煤电价格不联运，对短缺的运输和公共交通服务的价格给予不合适的补贴等等，使得CPI可能没有真实反映通胀水平。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存在一般消费品产能过剩的问题，也使一些上游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不能传导到最终消费价格，通过CPI显现出来。
 
　　此外，中国巨大的外贸顺差，加剧了国际贸易摩擦，给经济增长带来诸多不稳定的外部环境。
 
　　所以，中国现在所有的宏观经济指标都有一定的脆弱性。
 
　　中观和微观结构中，一旦某一环节集聚了较大的问题，宏观经济的指标就可能会被改变。
 
　　当年日本和东南亚的经济危机，导火线都是资产价格泡沫破灭，但核心根源还是经济结构出现了问题，经济增长多依赖投资推动而不是全要素推动。产业结构不合理，巨额外贸顺差，不健全的金融体系，才是让日本经济大厦瞬间倒塌的根本原因。当年东南亚各国，也是在经济高速发展时忽略了结构调整，外国资本发现这些危机后快速流出所致。
 
　　目前，美国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就业指数等宏观指标都在比较正常的范围内，但是，由于市场对美国经济结构、房地产市场以及相关金融机构信贷出现严重问题的担忧，导致美国股市近期反复振荡。因为如果房地产业出现问题，美国人从房地产业获得的收入减少将带来消费市场萎缩，房地产信贷机构问题会影响向其投资的所有关联金融机构，连累华尔街、进而连累整个美国金融业，甚至可能改变美国宏观经济诸多指标。
 
　　2001年，纳斯达克崩盘，“新经济无周期”的神话寿终正寝，美国经济全面放缓。美国此次经济出现的问题，实际上也是信息产业的存货大幅上升、企业利润大幅下降、投资大幅减少、产业结构出现问题导致的。
 
　　中国经济目前也存在许多结构性问题，如国际收支平衡，储蓄－投资不平衡，产能过剩，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结构不合理，金融体系不健全，资产价格泡沫风险不断积累，等等。之前大量流入中国的投机类资本，发现中国经济恶化的蛛丝马迹后，一旦大幅度快速撤离，有可能严重冲击中国经济。
 
　　所以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政府在继续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同时，经济改革的着力点要放在结构调整上。不能因为结构调整不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而不大力推进，否则看似稳定的宏观经济基础，就会被撼动。
 
　　应该说，中国政府在经济结构调整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但为什么成效甚微？这可能与调整和改革的市场化程度不高、政府不当干涉过多有关。
 
　　中国家电产业从1990年代开始就有产业过剩的问题，但由于是完全开放的市场，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和过剩的产能调整都在市场引导下完成了，没有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任何困扰。中国的中小服务业从1990年代以来也没有为结构性问题困扰。这些都是市场化调节的功劳。
 
　　中国的投资结构调整，应该少一点对新增项目的审查，少一点“窗口指导”，多让土地、资金和其他要素价格发挥调节功能，让市场去优化资源配置。
 
　　外贸顺差调整，实际上是出口企业调整出口产品结构的问题。中国政府应该引导企业从劳动力成本合理提升、社保医保体制完善、环境保护等方面着手，促进出口企业的优胜劣汰，进而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而不能简单地靠人民币升值提升出口价格改变严重的贸易不平衡问题。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改革则要匹配出口产业的调整步伐。融资结构的调整，应该更强调银行的盈利模式和经营管理水平的提升，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完善资本市场和债券市场，而不是简单重复控制新增贷款或者信贷总量。
 
　　（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