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　段绍译

段绍译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教授对本文的评价：

　　段绍译先生既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又是一位理论家。他学以致用，从经济学得到启发，在业务上得到成功。这篇讨论普通百姓如何致富的文章，从财富如何创造的理论，谈到如何投资，如何理财。其中的观点对政府制定政策，对企业投资决策，对个人理财都有很大的参考意义。他的经验具有很大的实用价值。无怪文章发表之后很快就有许多读者向他请教。我衷心希望他的观点能够广为传播，帮助大家致富。         
     
   说起发财致富，几乎很少有人会说“不喜欢”的！今天我想跟大家谈谈普通百姓如何致富的问题。这一问题分以下五个方面来谈：

   1、容易致富的制度前提是什么？———自由市场经济制度。

   2、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致富之路：

   1)、先考虑多学知识，少考虑赚钱。当你成了某一专业的行家里手时，财富就开始向你靠近；

   2)、想当老板的人最好先去打工、学技术、学管理、学习投资理财作老板，不能当老板的人不断学习提高素质寻找好工作；   

   3)、只要学会理财，不做老板也发财！不建房、不买房子住，但可租房子住，买房子卖；不买人寿保险；不考虑到银行存钱吃利息；有钱尽量用于投资，自己不会直接投资就将钱借给会投资的人，自己只吃比银行高得多的利息。

   3、办企业是最能创造财富的。

   4、怎样才能投资办企业作老板？

   5、怎样理财？不做老板也发财。

    一、容易致富的制度前提是什么？

    茅于轼教授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什么是国力的基础？”他在说什么是国力的基础之前，先说了什么不是国力的基础。比方说“资源”、“人才”、“科学技术”和“资本”都不是国力的基础。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

    1、资源不是国力的基础。比方说，很多非洲国家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但所有的非洲国家无一例外都是贫穷国家。而日本什么资源都不富有，但日本却是世界上第二经济强国。新加坡也是一个除了阳光和空气之外，什么资源都不富有的国家，但新加坡的人均国民收入却排在世界的前列。

    2、人才不是国力的基础。尽管中华民族人才辈出，但我们国家这么多的人才却并没有让我们的国家强大，我们很多一流的人才总是留不住，很多都跑到外国去了。据有关资料的不完全统计，20多年来，我国培养的研究生中，最优秀的三分之一大部分被美国、日本和欧洲吸引去了，以至于美国加利佛尼亚的“硅谷”被美国人叫作“清华谷”，也就是说“硅谷”很多有成就的科学家是从中国的清华大学毕业的；中等水平的三分之一的研究生大部分被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吸引去了；只有剩下的才为中国大陆人民服务。尽管这样，我国的人才的绝对数量仍然是可观的，但很大一部分人才在我们的国有企业和政府机关，他们根本就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3、科学技术不是国力的基础。古往今来的例子比比皆是，比方说中国在古代有四大发明，但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后用来干什么呢？---很多人用来选择坟山和屋场的风水。可笑的是当年蒋介石与毛泽东大战而不能取胜时，蒋介石竟派人去韶山挖毛泽东家的祖坟以破坏毛家的风水，但还是未能转败为胜。而西方人却利用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针”开辟了新航线、发现了新大陆。

    中国人发明了火药，但火药被发明之后主要是用来做烟花和鞭炮，用来驱邪弄鬼信迷信。而西方人却用中国的这一发明制造了先进的武器，用这些武器打开了中国的国门。

    更有趣的是：1979年农村改革以前，很多地方已经普遍地使用抽水机、拖拉机、插秧机、打谷机等农业机械设备，看上去机械化程度已经很高了，但中国的多数农民仍然不能吃饱饭。1979年以后，共产党改变了一下政策，使农民有了一点自由，但绝大多数农民凭借一家一户的经济实力还没有购买农业机械的能力，他们只好改用水车车水，用牛耕地，用手插秧，用人工脱粒。但奇怪的是，在科学技术的应用普遍倒退的1980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却有了显著的增长，大部分农民一下子就解决了温饱问题。

    4、资本也不是国力的基础。尽管在中国的小学课本里都说中国的落后是因为人口多底子薄。当然资本对经济的发展很重要，但确实不是最重要的。如果说资本是经济发展的原因的话，那我国在1300多年前的唐朝就已经是世界上资本最雄厚的国家，但我们这个资本最雄厚的国家发展了1300多年以后，我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2005年人均1352美元）却排到了全球第112位。而美国在400多年前才被当作一块“新大陆”被发现，当年那片土地上的人们连裤子都没有穿上，但一块“没有穿裤子的土地”只发展了200多年，却变成了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

    另外一点，我认为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区区13亿人实在不多，每平方公里才136人，即使假设一半的国土不适合于人类居住，每平方公里也不过272人。你看我们的周边国家和地区，澳门每平方公里17450人，香港每平方公里6300人，新加坡每平方公里6010人，台湾每平方公里570人，韩国每平方公里470人，日本每平方公里340人。他们的人口密度比我国的人口密度乘以2还要多得多，可偏偏那些地方却不认为人口多了，还总是向我们中国大陆进口劳动力。

    上面是我们和周边的国家和地区比，下面我将我们自己和自己做个比较：中国的深圳每平方公里4240人，上海每平方公里2640人，江苏每平方公里750人，广东每平方公里480人，浙江每平方公里470人。可偏偏这些省区老是缺少劳动力，而地广人稀的中西部省区却总是说人口多了。中西部的任一个省区几乎每天都有大量的劳动力去前面那几个人口密度最高的省区去打工。你们看，世界上这么多的老鼠都没有发现被饿死的，人乃万物之灵，区区13亿人怎么就多了呢？

    虽然资源、人才、科学技术和资本对于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但都不是最重要的。那么，国力的基础是什么呢？纵观整个世界，“私有财产权得到依法保护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是国力的基础。这一制度比较完善的国家和地区，资源就能得到很好的开发利用，人才就不容易被浪费，科学技术就会快速转化为生产力，资本也会变得越来越雄厚起来。

   “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其实也就是“自由交换制度”，这一制度对财富的创造力是很多人无法想象的。在我们中国，五千年多来，对商业都是鄙视的，甚至有人说“无商不奸”。很多人认为只有农业、工业、建筑业等才创造财富，而商业是不创造财富的。一个商品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商品的数量并没有增加，销售的价格为什么却增加了呢？有时甚至“卖商品的人”比“生产商品的人”赚的钱还要多得多，这难道不是“奸商”吗？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首先，世界上如果没有“交换”，就很少有财富，最多就是一些简单劳动得到的产品，我们身边99%以上的商品都不会存在。我敢说，如果没有交换，你们任何一个人，一辈子也做不出一个不锈钢杯子。当然作不出这个杯子的远不止你们。如果没有交换，即使世界首富比尔·盖兹花一辈子的心血也同样作不出这个杯子。

    另外，只是因为有了“交换”，各个地区的比较优势才能发挥出来，“创造发明”才成为有价值的东西，每个人才能各施其长，“规模效益”才能得到体现。比方说，袁隆平先生发明了杂交水稻，但如果只有他一个人使用他的“发明”去耕种，他的发明还这么有价值吗？

    当然，要想让“交换”发挥最大的价值，就要尽可能实现“人权平等”。如果存在特权，甚至有人可以强迫人家和自己交换，比方说我能强迫你把一个价值100元的商品作价10元卖给我，世界上的财富就会大打折扣。

    另外，“交换创造财富”的另一重要前提是“保护私有产权”。比方说，“一块黄金”在地底下埋一万年等于“一块石头”，只有挖出来才是黄金。但谁愿意去挖呢？只有规定茅教授挖出来的黄金归茅教授所有，我挖出来的归我所有，你挖出来的归你所有，我们大家才愿意努力去挖。但如果规定你们在座的每一位挖出来的黄金是归我所有的，你们还去挖吗？其实根本不需要这么规定，只要规定你们挖出来的黄金“可能归你也可能归我”，你们挖“黄金”的积极性就会大打折扣！

   “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挖的“黄金”就好比是被规定“可能归他们也可能不归他们的”。所以，他们“高兴的时候就挖，不高兴的时候就不挖，并且一有机会就把可能归他们也可能不归他们的‘黄金’变为一定规他们的”。正因如此，国有企业不出现贪官是不可能的，只是贪的程度不同。我在这里说国有企业贪官的时候，并不说明我自己有多么高尚，如果让我去做一个国有企业的高官，我也许比他们更贪。可见，保护私有产权对财富的生产多么重要！

    而要建立起“私有财产权得到依法保护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关键靠政府。在中国，政府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有人说，“政府不一定能为企业和人民做什么，但他的力量足以让企业和人民不能够做什么。”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中国饿死几千万人的惨剧，就是因为“政府有能力让人民不能够做什么”造成的。所以，一个政府主导的好的经济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前年我去浙江义乌调研时，针对义乌的经济状况写了一首诗：

《义乌经济调研感赋》

东土取经到义乌，腾飞经济誉神州。

干群勤勉增财富，党政开明解百忧。

培育厂家超万户，流通商品达全球。

黄金淌地缘何在，敢为人先制度优！

    确实，义乌曾经也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地方，但因为义乌地方政府非常开明，在全国率先给了当地人民非常宽松的经济环境，加上义乌人民的勤劳好学，努力发展自由贸易，义乌的经济很快就发展起来了。

    前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通过，为中国私有产权的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我们的政府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因为在“自由经济制度”条件下，政府的职能主要就是：保卫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促进社会公平和提供企业不能提供的公共产品（比方说：义务教育、环境保护、公路建设、基础科学研究、最低生活保障等等）。在和平时期，政府最重要的职能是“保护产权以及维护市场的交易规则”，而不是直接去办企业或者直接去管理企业。政府如果积极介入资源的分配，企业的行为就会被扭曲。因为这时企业要讨好的就不是消费者而是官员。政府如果要依法保卫经济的公平与自由，就必须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安定的社会环境、公正的司法和公平竞争的机会”。

    “自由经济制度”来到这个世界后，使人类社会最近200多年创造的社会财富比人类五千多年文明创造的总财富还要多。“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有这么多的好处，所以很多国家都正在采纳或试图采纳。但每个国家和地区采纳的程度都不一样，所以使很多在资源、人才、科学技术及资本原来在同一起跑线上的国家，通过一段时期的发展后，国力变得悬殊起来。纵观整个世界，南朝鲜比北朝鲜富裕，就是因为“南朝鲜比北朝鲜交换自由”；香港和新加坡比中国大陆富裕，就是因为“香港和新加坡比中国大陆交换自由”；欧洲比亚洲富裕，就是因为“欧洲比亚洲交换自由”。如果是毛泽东时代的制度，谁也别想致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