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于目前公布的经济增长率是扣除物价因素后的实际增长率指标，而投资、消费和出口都是没有扣除物价的现价增长率指标，而至少自1996年以后的十年中，中国经历了较长时期的低通胀时期，甚至还经历了1998、1999和2002年三年的通缩，因此在过去十年中，三大现价需求指标与实际指标间的差距是很小的，由此也使人们习惯了用现价需求指标来直接判断需求增长形势。如果没有发生从高增长、高通胀向低增长、高通胀的转折，投资和出口的名义增长率都是“两位数、2打头”，而消费增长率也上升到“两位数、2打头”，当然是经济仍处在高增长阶段的标志，但是随着高通胀时期的到来，人们仍然沿袭以前的习惯思维方式来作判断就会出错了，就看不出经济增长的轨迹正在向“滞胀”格局转变，从而把由高通胀所支撑的名义需求高增长，误判为经济仍处在高增长阶段，由此耽误了宏观调控方针从紧到松的宝贵转轨时机，甚至为了防止已经不存在的经济过热，仍然继续实施力度更大的宏观紧缩，导致宏观调控误操作的出现。
第二，伴随着高通胀的高增长一向以来都被看成是不好的经济增长形态，人们喜欢高增长但厌恶高通胀，所以从宏观层面看，就会作出把保物价放在首位的选择，通过紧缩宏观需求来抑制通胀的发展，并且会把由宏观紧缩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率下降，看成是治理通胀所必须付出的成本，这样就极易把经济的内生增长率下降与宏观紧缩所造成的外生性增长率下降混淆起来。
经济增长格局之所以会走到从高增长、高通胀转入低增长、高通胀的拐点，其原因是内生的。所谓“内生”，是指由投资周期结束和外部国际经济衰退等原因所导致的需求水平下降，而不是由政府主动进行的宏观紧缩所导致的需求水平下降。当已经出现了内生性经济减速趋势的时候，仍然把保物价而不是保增长放在首位，仍然实施宏观紧缩，其结果容易使经济增长加速进入“滞胀”格局。
当然，由成本推进型通胀所导致的滞胀，是一个国际性的新现象，也是宏观调控所面临的新课题。最近已经有许多人在把目前已出现的滞胀苗头与美国70年代出现的滞胀相类比，并且提出应当用美国当年的办法来解决滞胀，我认为这种认识是错误的。美国当年“滞”产生的原因与中国目前情况类似，即由于分配矛盾产生了严重生产过剩，导致最终需求严重不足与经济增长停滞，“胀”则是由于采取了宏观扩张政策，财政与货币双放松，结果是经济增长起不来却引出了严重通胀。到里根时代，采取了供给学派的理论，用减税来刺激供给，用极高的利率来抑制通胀，才走出了滞胀格局。但是中国目前的情况不一样，主要区别是“胀”的动力来自成本推动而不是过多的货币需求拉动。前面分析已经说明，在未来中长期内人口要增加，耕地要减少，而宏观紧缩不能增加土地供给，也不能减少人口，所以是无效。同时，美国资产泡沫的崩溃导致国际投资资本大量向商品期货市场转移，从而形成一浪高过一浪的输入型通胀，这也是中国一国的国内货币紧缩政策所不能改变的。
在这样的国内国际新经济环境下，中国的宏观调控应当怎样应对，就需要有新思维。我所认为的新思维主要有两条：
首先，在成本推进型通胀难以抑制的背景下，更要把保增长放在第一位。因为经济增长是创造财富的基础，只要这个基础不动摇，对付通胀就有了收入保障。反过来说，如果为了物价稳定而牺牲了经济增长，导致居民的收入增长显著低于通胀率，其结果就是居民实际消费水平的下降，反而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从中国目前情况看，经济增长率在10％以上，通胀率在10％以下，经济增长率是超过了通胀率。反观西方国家，美国一季度的经济增长率是0.9％，CPI是4.3％，通胀率是经济增长率的4倍以上；欧元区一季度经济增长率是2.2％，通胀率是3.5％，通胀率比经济增长率高出60％。通胀率高启而经济增长率缓慢，这才是严重不利的宏观形势。在发展中国家，目前越南的经济形势很不稳定，一季度经济增长率虽然还有7.4％，但同期通胀率已经超过了20％，5月份更上升到25.2％，通胀率也已经比增长率高出两倍。所以，要把握好通胀与增长的关系，在高通胀时代构造出一个较为有利的经济增长格局，则可能应当把增长与通胀的关系控制在经济增长率≥通胀率，这可能还是一个理想指标，如果把通胀率控制在比增长率高出25％，即增长率在8％的时候，通胀率为10％，从中国看也是可以接受的。例如欧元区目前虽然已感到通胀的压力，但还没有被逼到要加息的地步，如果通胀率比增长率高出25％，例如增长率在2.2％的时候通胀率为2.75％，恐怕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就会大唱赞歌了。
其次，在全球通胀的背景下，各国通胀率的发展就是各国商品和资产相对价格水平的调整，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人民币对世界主要货币保持稳定甚至有所升值，则中国国内通胀的发展就是中国的商品和资产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升值，尤其对资产价格来说，这是一件好事情，对国际热钱来说，则构成了吸引力。越南目前酝酿的金融危机，其国际背景是越南已经出现了持续贸易逆差和越南盾的持续贬值，再加上严重的通胀，就构成了金融危机的条件。但中国很不同，不仅有能力保持长期贸易顺差，更以产业结构向重制造业升级的强劲势头吸引着全球产业资本的新一轮流入。同时，以美国金融泡沫的崩溃为标志，全球货币资本已经开始了向物质产品的回归，中国以庞大的物质资产规模和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地位，正在成为吸引全球货币资本流入的一个中心区域，这才有了4月份单月外汇储备增加745亿美元、前4个月新增外汇储备2284亿美元现象的出现。所以，只要在通胀过程中人民币不贬值，中国就不必担心外资大规模流出而导致经济增长的剧烈波动。从这个角度看通胀、增长与汇率的关系，只要人民币对世界主要货币的加权平均汇率≥0，较高的通胀水平就不会对经济增长构成大的威胁。
言至于此我的观点是，中国的宏观调控方向到目前已经必须转轨了，这个转轨是因为经济增长与通胀关系的格局已经进入了转变点，已经开始转向“滞胀”阶段了。而宏观调控转轨的核心是货币政策，目前现价GDP对广义货币M2的比率，已经从去年一季度的1：7.1下降到了今年一季度的1：6.9，在6月6日央行进行今年第五次提高存款准备率后，估计二季度这个比率还会下降，而这个比率的下降，意味着货币供给在满足由成本推进型通胀所构成的货币需求后，已经极大压缩了实际经济增长所形成的货币需求，在现行生产流通和资本市场运行中，也的确已经发生了资金供应的全面紧张情况，如果继续紧缩货币，就会加快滞胀的发展速度。
中国与美国不同，美国是供给不足，必须靠制造金融泡沫产品来与其他国家交换实物产品，但是目前金融泡沫破了，物质产品的供给链就断了。中国则是物质产品供给过剩而需求不足，只要能创造出需求，经济增长就没有问题。所以，中国目前的问题，与其说是经济增长的问题，不如说是宏观调控的问题，只要宏观调控得当，中国就可以在本次全球经济衰退过程中保持“一花独秀”。（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 招商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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