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投大跃进：浙商的新一轮泡沫

　　辛苦赚钱的浙商争先恐后投身创业投资的大跃进中。最土的钱以最洋的名头做着几十年来未变的拆借生意

　　文｜《创业家》记者何宽

　　在德清县，一个颇为流行的说法是：刘晓人案让当地的经济倒退5〜10年，这里的大小老板们几乎全体沦陷于刘的集资诈骗案中。然而，在职业的创投人士看来，这起悲剧的发生在意料之内、情理之 中。

　　早在“刘晓人案”之前，全民创投的浪潮已在浙江掀起，浙商们把创投公司看成是最时髦、最便捷的创富工具。2006年以来的高峰时期，浙江平均每个县兴起近百家投资公司，仅在杭州注册的就有800余家。杭州最豪华的写字楼——公元大厦成了创投公司最密集的集散地，浙商领袖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联合其他11家知名浙江民企成立了浙商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几十年来赚辛苦钱的浙商在创投浪潮中跃进。

　　在华立集团董事局主席汪力成的印象里，浙商做投资的风潮始于2006年下半年。那时，股市开始上扬，不断有新经济公司在海内外IPO。“起初，做PE(私募股权投资)投资的特别多，后来又兴起做风险投资。”汪力成说。近两三年，不断有人来找他，想一起看项目、找项目，至少有3拨人曾提出和他一起成立投资公司。

　　是什么激发了浙江商人们的投资梦？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浙江变异了的投资产业链上，链接LP(有限合伙人)与GP(一般合伙人，基金管理者)的是以马云和他的阿里巴巴为代表的新经济标杆和雅戈尔(14.59,-0.17,-1.15%)创始人李如成做pre-IPO的创富神话。浙商们津津乐道，阿里巴巴的成功上市让其投资方软银获得高达71倍的投资回报；2007年，宁波服装大佬李如成通过参股中信证券(34.96,-0.05,-0.14%)、广博股份和宁波银行(13.31,-0.41,-2.99%)等，获得股权投资回报170多亿 元。

　　在浙江，这样的情况很常见：一两家企业作为发起人，拉另外几个企业加入，每家拿出几千万元成立一个人民币基金，请一个团队来做企业上市前的股权投资或风险投资。“他们大多是做服装、五金、贸易等传统产业出身，有丰富的创业经验，财富积累比较早，但做得很辛苦，厌倦了用最传统的方式赚最辛苦的钱。尤其去年的金融危机对他们打击很大，他们很多人想卖掉工厂，转型做投资、做LP(有限合伙人)。”诺亚财富管理中心总裁汪静波说。2008年，诺亚财富帮助红杉资本募集人民币基金10亿元，汪静波对浙江本土LP有着印象深刻的群体印象。

　　两年前，温州成立了浙江省第一个人民币基金，募集资金9亿元。但这个基金没能顺利运作下去，很快被清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LP把这只基金看成是自己投资的一个公司，把自己看成是公司股东。基金每投资一个项目都要由LP共同来判断，LP成了投资经营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导致GP没有运作空间，最终退出。

　　一个基金从募集到封闭运作，基本的游戏规则是：LP把资金委托给个人或者机构，定好周期、回报以及分配机制后，不能过多干涉委托平台的投资行为。但是这个游戏规则在浙江有些水土不服。“很多浙江本土LP都要随时了解GP的一举一动，关注每一个项目细微的进展情况，甚至要对每个投资决策发表自身的意见。”任强(匿名)说，他是浙江某创投机构的资深合伙人，做投资之前，曾在IT行业摸爬滚打了13年。他的感触是，IT圈浮躁，浙江的创投圈更浮躁。“浙江企业主转型做LP，却没有一个职业的LP心态。他们更相信自己的直觉和过去创业的经验。”任强说。

　　LP强势干预，GP只能迁就妥协，而且活跃在浙江的GP与LP一样，大多不够专业，半路出家。“很多GP，表面上有经验，其实并没有。他们有的来自证券公司里的投行部，有的是一些基金经理。他们顶多算票友，过去的经验和管理一笔基金是两回事。”中科企业家学院执行院长潘强龙说，他的学生中有不少人转型做投资。一次，一个学员对他讲，我请到一个很职业的GP，他原来是一家房地产上市公司的副总，对怎么把一个企业做上市很有经验。还有的本土LP，因为请不到职业的GP，干脆让原公司里的财务人员负责操作，自己上阵去找项目，看项目，扮演半个GP。

　　“把自己偶然的成功当作规律，把胆大当作智慧，以短期逐利的心态从事创业投资。这是浙江创投圈普遍存在的问题。”潘强龙说。  

　　刘晓人入狱前有着民间创投第一人和“天使大哥”等称号，事实上他在做的，仍然是拆东墙补西墙的高息拆借生意。刘晓人不是个案，而是一个群像的写照。近年来，许多继续活跃在浙江的所谓创业投资机构，其所从事的与几十年来浙江地下金融业有着高度关联。

　　自上世纪80年代初，浙江民营企业发达，金融服务跟不上，开始流行“抬会”。其模式是：若干人组成一个会，以经济上的相互扶助为主要目的，聚拢各自的资金，会员们轮流使用，用的人支付利息，不用的人吃进利息。当时，“抬会”里集资的主要用途是投资工厂、办实业，由此催生出一大批早期的浙江制造业企业。80年代末，国家实施宏观调控，大量“抬会”的资金链出现断裂，由此导致浙江大批企业破产倒闭。

　　90年代中期以后，地下钱庄成为“抬会”的变身，其存在形式主要是：典当、担保，从事资金的高利拆借。在这一轮里，资金的风向从实业转向了房地产，破坏性的创新无处不在：拍卖到一块土地，拿到土地证，先不付钱，拿土地证到银行贷款，然后拿贷款支付土地费用，接着利用地下钱庄的通道来集资建房。这一轮一直持续了十多年。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仍然有浙商因短贷长投，倒在资金链断裂的血泊中。

　　“一直活跃的地下钱庄到了21世纪又有了新名头，做创业投资、股权投资，但资金的来源是一样的，出资人的心态和他们过去做抬会、做担保时一样，是做短期拆借的心态。而资金听上去有了新去处，不投工厂、房地产，而是投新经济、新模式，但实际上很多钱被不规范的LP拿去做高利贷的生意。”潘强龙说。

　　刘晓人案也许会让浙商投资互联网的热潮有所降温，但创投浪潮并未褪去，下一轮投资泡沫正在兴起。新能源已经成为浙商鏖战的战场。从这一轮到下一轮，你方唱罢我登场。接力棒在不同的主角中传递，不变的是涌动的泡沫。

    解析民间创投瓶颈

   文|由Chinaventure独家提供

　　近期，德厚资本执行合伙人黄浩、红鼎创投董事长刘晓人相继因非法集资、集资诈骗被查处，民间资本涉足创投行业所出现的问题引发业界探讨。

　　一、LP、GP角色模糊

　　2006〜2007年创投行业进入“大跃进”时期，高收益吸引大量缺乏投资经验的民间资本介入其中，纷纷成立机构以图获利。以民间资本异常活跃的杭州市为例，2006年以前成立的创投公司只有浙大创投等6家，如今已飙升至21家，其中不乏红鼎创投等民间资本中资机构。

　　2008年投资市场急转直下，创投行业高速发展背后的问题逐渐浮出水面。盲目跟风、欠缺经验等使得民间资本中资机构发展遭遇瓶颈。例如，由于民间资本中资机构LP多为民营企业，对于行业判断力独到，难免在投资过程中对GP加以控制，使得GP丧失独立性。再如，创投行业惯例为设定优先回报，而部分民间资本中资机构对其LP设定承诺收益违反了行业的基本原则。投资策略设定不合理是民间资本中资机构各种问题的根源。民间资本的短期逐利心态，违反了创投行业长期投资的原则，出现各种发展瓶颈在所难免。

　　二、高位进入热点行业

　　降低投资回报率

　　行业进入时机直接决定投资回报率，民间资本中资机构由于缺乏投资时机判断经验，难免错过最佳进入时机。

　　以环保节能行业为例，2006年政府颁布的“十一五规划”中，大力推行节能减排，并出台税收方面的各种优惠政策以刺激行业发展。经验丰富的外资机构充分把握住环保节能行业崛起的势头，于2006年以较低的市盈率进入该行业，并成功退出获得较高的收益。例如IFC在2006年初投资伊普国际，并于年底成功退出，内部收益率超过600%。

　　相比外资机构，民间资本中资机构大规模介入环保节能行业始于2007年，其时已经是行业投资的最高峰，其投资市盈率之高不言而喻，投资成本过高必将降低其投资回报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