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行长所说的做大规模然后赚大钱的商业模式其实是一个即将被淘汰的商业模式。他的核心观点是我国银行不存在垄断，银行利润率不高，赚钱是因为规模大，同时，他还认为民营银行解决不了中小企业贷款难。
4月18日，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在“2014年第十一届北大赛瑟（CCISSR）论坛”上发表了一个演讲，他的核心观点是我国银行不存在垄断，银行利润率不高，赚钱是因为规模大，同时，他还认为民营银行解决不了中小企业贷款难。
杨行长当然是中国首屈一指的大银行家，因为他曾经管理着全世界最大的商业银行。
作为曾经的媒体人，我在工行市值和规模双双称冠全球时采访过他，是那种低调、严谨的同时又不乏傲慢的银行家——值得注意的是，傲慢大概是银行家普遍的特征，他们一方面手握大笔从公众吸收来的低成本资金，另一方面则面对嗷嗷待哺的缺钱企业或者个人，他们确实有傲慢的资本。
杨行长最近发表的观点不管听起来有多么刺耳，如果仅仅从字面和数字上看，却都是事实，这体现了他作为银行家严谨的一面。但问题在于既成事实并不等于是合理的，而且形成既成事实背后的发展路径更值得商榷，不谈问题而只谈被公众误读的事实，我觉得这体现了他傲慢的一面。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杨行长所说的银行的规模效应。杨行长将我国银行与工业的ROA（总资产收益率）进行了对比，“我国规模以上工业的资产回报率大概是7%左右，我国银行业平均资产回报率大概不到1.3%”，杨行长没有说出口的话是，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相比，中国银行业的ROA并不高。
杨行长之所以没有将后面的话说出来是因为他心里很清楚，他的这个对比有多荒唐。银行是高杠杆的生意，杠杆率可达12倍，而普通工业企业的杠杆率在2倍为合理，也就是说如果银行的ROA要与工业企业齐平的话，那银行的ROE可是要超过70%的！
杨行长指出银行业之所以这么赚钱是因为规模大，这是事实，但是规模大是如何发生的呢？笔者认为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企业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渠道不畅。
中国证券市场的审批制饱受有识之士的诟病。一般来说，这些有识之士关注的焦点仍然是从证券市场投资者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即认为审批制人为导致证券市场供给的稀缺，因此导致了高估值和权力寻租。
然而，我认为企业不能便捷地通过资本市场融资，其实人为地逼迫它们通过银行进行间接融资，进而也使得银行这个融资渠道变得紧俏，由此也导致银行资产规模快速膨胀。间接融资的成本往往高于直接融资，因此，中国企业间接融资远远高于直接融资的事实在我看来，更大的问题是导致了整体经济运营效率的下降。
关于股权融资，我们知道中国证券市场间歇性的IPO暂停和重启也是一大奇观，自2012年11月中旬至2013年12月，IPO在没有明示的情况下实质上暂停了，去年年底重启之后虽然只有短短几个月，但也已经是一个长长的故事，相信读者诸君对此记忆犹深，我就不再赘述。
而企业直接融资的另一种渠道债券融资在中国一直没有得到大力的发展，根据中央结算公司债券信息部发布的《2013年度债券市场统计分析报告》，2013年，交易所发行公司债和中小企业私募债共计331只，发行量2717.30亿元，仅占债券市场发行总量的3.12%。
而政策性银行债和国债在发行规模中占据主要地位，二者发行量合计约占发行总量的59.05%。可用来对比的是，美国以企业为发行主体的债券产品则占据了债券整体规模的60%以上（2005年的数据）。中国累计发行的各类债券的发行量占比如下图：
银行规模大的第二个原因则是在普通企业直接融资渠道不畅的情况下，大银行的直接融资渠道却很畅通。杨行长显然不认为现在火热的民营银行能够抛起什么风浪，因为他很清楚银行业的规模受到资本充足率的限制，在这一点上，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而且我认为这些新设的民营银行在风险管理能力上也有不足（请参看《民营银行难以撼动银行业》）。
不过，中国的大银行在过去十几年中为什么能够快速扩大自己的规模，而没有受到资本金的牵绊呢？以杨行长曾经领导的工商银行为例，2004年只有5万亿资产，而到2013年则有19万亿，年复合增长率为16%。
除了大银行本身业绩增长之外，通过资本直接融资补充资本金也是一个关键因素。据Wind统计（如下表），五大行上市后的直接融资总额达1.2万亿，其中债券融资8, 533亿，股权融资3, 43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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