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我们团队开始从事真正意义上的私募股权投资，这一路走来，六年的风风雨雨，我们已经从一株小苗长成了一棵小树，但离真正的成功还很遥远。

从公司创业团队成立的第一个公司——东方现代创业投资管理公司，到目前我们管理的东方现代创业投资管理公司，当年我们从体制内一步跨出，从事全新的创业投资事业，不仅需要一股创业勇气，也需要创业投资的专业精神，更离不开团队的抱团合作和社会各方面的支持，而这里，就给大家讲讲我们的创业往事。

离开体制

离开南方证券公司是我事业的低谷，很多朋友关心我的去向。受制于年龄等各个方面因素制约，我已不可能像1997年离开申银万国证券公司时有众多选项。即使如此，当时还是有一些机会，比如有企业希望我过去担任职业经理人，一些地方政府邀请我去当地金融机构工作，但更多的人鼓励我，离开体制进行自己创业！

坦率说，可能在体制内呆久了的原因，我对离开体制还是很犹豫。我见过不少从体制内出来创业的人，开始满怀信心，最终无功而返。其中有一位朋友早年在国家机关工作，他离开体制之后去了民营企业，开始声称要为民族工业发展而奋斗，豪情万丈，但真正去了却面临着诸多不适应，想撤回体制内却难以获准，自此情绪一落千丈；还有另外一个在上海体制内工作多年的朋友，也是一腔热血离开体制进行创业，一年多之后感觉创业过于艰辛和不易，最后不得重返体制内，被大家称为“又被朝庭招安了”。上述例子不胜枚举，自然影响我当时的抉择。不过反过来，从体制内走出来创业成功的例子也不少。当时极力劝我离开体制进行创业的朋友中，有不少就是从体制里走出来创业并取得成功的民营企业家。他们当时现身说法，认为国内创业投资行业正从官办走向民办，你，阚治东，在创业投资行业积累了不少经验，为什么不自己树起旗子放手干呢？

正反两派意见影响了我的选择，我当时权衡和考虑最多的问题也是，离开体制自己创业能否成功？过去我们这批人在体制内有一些成功的故事可讲，但我们清楚，很多成功有着体制内特有的因素影响。而且，“创业固然需要勇气，投资更需要资本，这可不是小数额的资金就能干的？”这也是我的顾虑。此时一些朋友纷纷表态，资金不是问题，他们会全力支持。在大家游说下，积极的想法占了上风，我心动了，特别是几个老同事也决心离开体制和我一起干的时候，我终于下定决心去迈开自己创业的第一步。

创业之路

我们创业团队成立的第一个公司是东方现代创业投资管理公司，公司第一次筹备会议在上海召开，参会人员约20位，分别是来自深圳、上海和北京等地的民营企业家朋友，其中不少人曾表示要拿出资金支持我们从事创业投资。

那次筹备会开的很热烈，与会者们纷纷就成立公司的必要性展开讨论，接着对公司未来的投资方向和投资重点畅所欲言。可讨论了一下午，我最为关心的出资问题却无人提及。我几次暗示大家就公司注册资金问题发表意见，但始终没人开口。曾任上海证券交易所第一任总经理的尉文渊见此情况，就把我叫出会场问：“老阚，你认为这一公司成立，最少需要多少资金？”我想了想，租赁办公场地，组建团队等，合计下来最少需要3000万左右。尉文渊听后，提出这3000万资金由他设法帮我们募集，但要求合作对象不能太复杂，因为一堆互不了解的人在一起很难成事。总之，东方现代公司第一次筹备会议开了一下午，与会者说了很多，只有尉文渊的这个建议是最有价值的。

会后，尉文渊找来他在北京早年的合作伙伴，也是我早以熟悉的朋友、事业有成的民营企业家刘会，商定以他的名义出资认购东方现代大部分股权，给管理团队留下了33%股权，上海的一位企业家尽管资金实力有限，但坚持要参股12%。东方现代创业投资管理公司终于成立，股东实际上只有三方，公司注册地放在深圳，注册资金3000万元。

东方现代创业投资管理公司是我们自己创业后设立的第一个公司，公司创业酒会在深圳召开，酒会上很多人告诉我，你们东方现代资本实力并不大，可阵容很强大。大家说这话的原因是因为尉文渊友情出任董事长，我担任总裁，团队成员有原新加坡大华银行的林有成，他曾担任中新基金总裁，还有深圳、上海一批在创业投资行业有一定影响力的老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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