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一个传统的男权社会中，中国的女性高管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管理挑战——其中包括具有歧视性的聘任政策、对男女员工不同需求的平衡，以及对不习惯在女领导手下工作的男员工的管理等。表面看来，各种颇具影响力的事物——比如，共产党为推动性别平等而付出的努力，中国的迅速现代化以及独生子女政策等——似乎动摇了将女性在社会中归于从属地位这一传统观念的根基。
中国女性似乎已经拥有了攀爬职场阶梯的绝佳机会。然而，在中国，性别角色的传统和偏见实际上依然客观存在。虽然出于财务考量的实际需要和中国家庭结构的改变，确实促进了女性进入职场，但从根本上而言，女性就业对削弱性别角色桎梏的影响依然微乎其微。事实上，时代的趋势似乎扩展了中国女性在职场和在家庭中的双重义务。在这样一个对女性存有偏见颇具传统的社会中，中国当代女性经理人面临的不仅仅是管理团队的专业困难，而且还需要承担家庭义务。
在一个通货膨胀率大幅飙升、生活成本稳步提高的国家里，维持生计的压力把数百万女性推向了劳动力市场。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经济环境制造了这样一种背景——为维持家庭生活的运转，女性需要外出工作。这一趋势还在不断加速。“文化大革命”为女性冲破家庭传统角色的束缚铺平了道路，从而，可以在男性居于支配地位的领域工作。这些女性承担了一切——白天是专业人士或者工人，晚上则是家庭主妇，还可能身为人母。
如今，很多家庭都要靠两个人的收入来维持生计。在中国，面对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的事实，处于经济阶梯底层的女性需要不断寻找养家糊口之道，而那些处于经济阶梯顶层的女性，则要努力比邻居过得更好。我们还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更多的女性进入职场，是更具进步意义的性别态度的结果。实际上，这些变化的驱动力，同时也是让积极向上的中国女性面临着男性面临的诸多挑战的原因，是经济上的必要性。
性别平等
在一个多年面临深层经济问题的发展中国家，所有能工作的人都要外出工作。在中国致力于实现其社会主义乌托邦的理想时，全员就业的理念与毛泽东“所有人都平等”的主张密切相关。女性冲破了在家里买菜做饭这一传统角色的束缚，但在20世纪，这股潮流则成了确保“家庭经济引擎”运转必不可少的一条途径。
1978年，中国推行了独生子女政策，当时，这个国家迅速提高的平均寿命，以及婴儿死亡率的降低，预示着人口过剩的风险。尽管这一政策不再强制性执行，但很显然，它是中国出生率降低的因素之一。据中国国家媒体《人民日报》报道，独生子女政策实施30多年来，中国少出生了4亿人。
这项政策迫使养育子女的儒家家庭价值观发生了转变。在从前，由于中国传统的性别等级观念，会让父母将更多的注意力和资源集中于男孩的养育，并因此而损害了女孩的利益。而在现今的独生子女家庭中，无论孩子的性别如何，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一个孩子身上。正如出版公司Meredith的执行副总裁和首席数字官（chief digital officer）伊丽莎白·施梅尔（Elizabeth Schimel）在北京谈到的：“独生子女政策是个巨大的‘均衡器’……如果你只有一个孩子，那么，家庭的希望就会寄托在这一个孩子身上，不管什么性别。”据报道，中国政府最近为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的家庭提供了某些灵活性政策，这表明人们对男孩的偏爱依然非常强烈。据中国计划生育机构称，目前，一半以上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的家庭可生育第二个孩子。
另外，独生子女政策还重塑了人们对女性在职场中的社会期望。这一期望体现在雇主的雇用决策上，因为他们知道，大部分女性将只有一个孩子。的确，中国雇主往往对准备生育孩子的女性存有歧视。虽然这么做是违法的，但这种做法很难控制。中国慷慨的有薪产假政策——在北京，妇女有薪产假最长可达98天——是雇主在招聘过程中对女性存有歧视的原因之一。但是，女性只有一个孩子的预期，同样也改变了妇女对自己职业生涯的认识。高管猎头机构史宾沙公司（Spencer Stuart）北京分支机构的高级主管区妙馨（Alice Au）谈到，作为一个有事业心的中国女性，“你生完一个孩子后就算告一段落了，之后，你就可以继续自己的职业生活了。”
人们可能认为，独生子女政策是女性时间的解放者，可以让她们专注于自己的事业。然而，即便是取得事业成功的中国职业女性，人们依然希望她们履行妻子和母亲的传统家庭职责。“当我回到家里时，我丈夫希望我既干家务，又带儿子，即便我挣钱比他多。”房地产公司万通集团的高管李红（音）谈到。她表示，这是因为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传统文化，这就意味着这些性别角色观念不但根深蒂固，而且很难根除。
西方国家对性别角色的很多讨论表明了女性的觉醒。但在中国，很多领域并没有这样的对话，这说明中国还有展开和发展这种对话的空间。此外，职场中性别平等的法规和监管的缺失，也很容易让招聘过程中的歧视性惯例延续下来。
显而易见的是，越来越多富有进取心的中国女性正在进入职场。因为很多家庭都只有一个孩子，所以，母亲们将照料孩子的日常工作外包给工资很低的保姆或者自己的父母（他们往往与自己居住在一起）非常常见，这种安排能让女性将更多的精力专注于自己的职业生涯。虽然这样的安排看似是个赋能因素（empowering factor），但很多女性外出工作则是因为自己对家庭承担的财务义务。从全国范围来看，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为妇女提供了更加平等的就业机会，但是，那次运动并没有打破限制妇女地位提升的性别角色“新儒家”传统。或许，中国的职业女性白天可以得到帮助，但是，当她们回到家里以后，仍然要履行在家庭中的传统义务。中国的“足球老爹”（soccer dads）还没有出现。
建立信誉
除了面对要在家庭责任和日趋增长的职业期望之间达成平衡的挑战以外，中国的女性高管在职场中还要面对很多与性别有关的挑战，这些挑战的表现形式有时候是明目张胆的歧视性惯例，有时候则是更加微妙的观念。
在中国，建立自己的信誉，并在职场中获得尊重，是女性经理人的责任。施梅尔谈到，这些经理人“要让人觉得客观，要全身心投入工作”，她们要在“恰当的个人能力和对层级的适当尊重”之间达成平衡。为了满足这种观念的要求，女性高管必须依靠自己的商业头脑，必须要能控制自己所在的特定市场、产品或者机会，从而“通过专业能力和业务精通建立威信”。而另一方面，男性高管则往往享有对她们表示怀疑的特权，而且无需以同样的紧迫感赢得尊重；他们“就是自认为会得到尊重而且拥有威信”，施梅尔谈到。
如果女性无力应对人们的这些看法，不能很快树立起自己的威信，那么，尴尬的境况就会随之而至。在很多情况下，中国的男性员工对在一位女性经理人手下工作会颇感吃惊。举例来说，在法国大型电信设备制造商阿尔卡特朗讯公司（Alcatel Lucent），当雷切尔·考特（Rachel Kot）被介绍给几个新团队时，尽管她在公司的地位很高，可很多员工都误以为她只是位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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