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绍基：美国大学生创业的成功率也是这样的比例，其实大家都不容易。美国人创业积极性高，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他们在如何看待失败这一点上和中国人不一样，他们觉得失败很正常，并且经常用“失败是成功之母”来鼓励自己。中国人面子观念很强，大家认为失败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所以首先拦住你的就是你的家人，他们担心你会失败，会没面子，同时也让他们丢脸。

    中国青年报：本报调查中，有21.4％的青年表示“社保体系不完善”是阻碍他们创业的主要因素。你觉得，中国青年创业失败后要付出的成本是不是比美国人多？

    杜绍基：以我对美国创业环境的了解，大家创业失败付出的成本是差不多的，比如在失业保险上，美国并没有太大的优势——一个美国青年失业后，他可以拿到的钱如果按照消费水平折算，和中国差不多。如果他之前没有交纳失业保险，他也得不到一分钱。唯一的不同就是，中国青年失业会受到更多的“文化谴责”。

    中国青年报：北京光华慈善基金会鼓励小本创业，服务对象包括贫困家庭子女、劳改劳教人员、复员军人等群体，而国家主要支持高新科技企业创业。你认为这两种侧重各有什么好处？

    杜绍基：创业不分高低贵贱，小本生意和办高新企业都是创业，这些创业都解决了很多人的就业和生存，都创造了价值，所以都应该支持。国家也关注了很多弱势群体，比如也有对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培训，只是效果不太理想，培训中理论太多，实践较少。我们的培训和国家的措施可以起到互相补充的作用。

    中国青年报：您在投身公益事业之前是一名事业有成的企业家。为什么您不继续把自己的生意做大，而要来中国做这样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工作？

    杜绍基：2000年，我把自己20年打拼的生意全部结束了，开始反思人生——假设人可以活80岁，那我的人生刚刚过去一半，我是否该做点其他的事情？思考cye.com.cn了两年后，我决定做创业教育。我觉得，人这一辈子不能太自私，要为社会做点贡献才算没白活。于是，我去纽约考取了美国国家创业指导基金会的培训教师资格，之后来到中国大陆，开始自己的新生活。

    2002年我刚来到北京，就有人告诉我，创业培训不容易从在校的青少年切入，于是我们从酒店前台、保安、按摩妹和劳教人员等群体入手。一开始就很顺利，原计划36人的班,有500多人报名。

    中国青年报：你们的使命是“帮助人在尊严中发展，激发人在发展中奉献”。为什么发展需要“尊严”？要激发人“奉献”什么？

    杜绍基：我们经常会对贫困家庭子女、劳改人员等弱势群体进行培训，他们通常缺乏自信。所以，我希望在授课过程中，教师和学员是平等的，教师不要“高高在上”，甚至“怜悯之心”都不要有，要完全平等，这样才能让学员有尊严。我不希望慈善基金会就是给钱的机构，我们应该“授人以渔”。

    我们还希望，学员在改善自己的生活之后，可以去帮助别人，就像“活水”，不断地流向四面八方，这样中国就有希望了。（实习生 肖舒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