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暂住证引发质询：创业还有多少“卡点” 
 
　　2月16日，武汉市人大会上，时任武汉市代市长、现市长阮成发用千余字的篇幅激情推进“全民创业”：支持百姓创家业、能人创企业、干部创事业，在全市形成竞相创业的动人局面，揭开了武汉“全民创业”的序幕。一时间，创业热潮席卷三镇。然而，杨秀峰遭遇“身份尴尬”一事提醒我们，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湖北日报消息  不就是一张小小的暂住证吗，何不花5元钱办证了事？一个项目就投资百万的老板，如此“斤斤计较”，杨秀峰是不是在小题大做？

　　刚采访此事时，我们也曾这样想过。但随着采访的深入与事件的发展，我们就开始思考：杨秀峰“身份尴尬”反映了什么？

　　7月18日，湖北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印发《关于大力实施回归创业工程的意见》，鼓励外出务工成功人士和本省籍在外企业回乡创业兴业，并要求解决回归创业者的困难，让回乡创业者感觉到家的温暖。

　　温暖首先是一种感觉。然而，从北京回汉创业的杨秀峰，却被视为“外人”，被要求办理暂住证，身为汉南人的他，顿时感觉被家乡武汉“见外”，这让他有点“憋气”。

　　面对杨秀峰的“憋气”，社区群干和民警依法办事，8次催办，看似没错，却未能正视杨秀峰“憋气”的合理因素，并将杨秀峰提出的问题逐级反映以期解决，杨秀峰的一丝“憋气”终于变成了一腔怒气。

　　事实上，如果办事者、管理者的思想和行动，不问世易时移与否，不思旧律陈规适宜与否，简单停留在“依规办事没错”的层次上，规定怎么说，我只管照做，何以与时俱进？

　　改革开放30周年。回顾这30年，其实就是一部解放思想的历史，就是一部敢闯敢冒的创新历史。

　　当年，如果主政安徽的万里按循规蹈矩，坚持“人民公社”，“包产到户”的发端可能就会与凤阳、与安徽无关；如果不是邓小平“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的论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来得如此顺利吗？

　　今年初，武汉激情推进“全民创业”。工商、税务、银行等各部门闻风而动，为百姓创业加油：

　　民营资本要开客运公司，工商要求先办运输许可证再发执照，而交管部门则规定先办营业执照再办运输许可证。怎么办？改掉旧规定，先发照后审批；

　　申办企业，以前同一地点不能注册两家以上企业。面对一套房子内冒出的几家公司，办不办？放宽场所登记限制，允许经过物理分割的同一法定地址注册多家企业……

　　显然，这些为民“加油”举措，都是在搬掉不合时宜的旧规定，撤除阻碍创业的藩篱。

　　远城区居民到中心城区要办理暂住证，这一规定制定于13年前。13年来，武汉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城乡融合加快；武汉城市圈成为国家级“两型”综改试验区，其重要使命之一就是解放思想、大胆试验、率先突破，探索城乡一体化，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因此，当杨秀峰“固执”地为身份烦恼、不解之时，人们是否应该考虑：东西湖、汉南、江夏居民到市区需办理暂住证是否是另一种“刻舟求剑”？13年前的规定是否应该修改？

　　“身份尴尬”事件，已经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从部门角度看，是照章办事，但从社会发展趋势与全民创业大局看，则显得不合时宜。当尴尬出现后，部门如何主动调整视角，以服从、服务于全局？

　　对“全民创业”，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杨松要求各级政府、干部提供“管家式”、“保姆式”服务。面对杨秀峰“身份尴尬”，如果我们满腔热情地为创业者着想，直面实践提出的新问题，尴尬就会迎刃而解。

　　令人兴奋的是，杨秀峰“身份尴尬”问题引起了省市领导的关注，有关部门也在就此进行调研。

　　然而，毋庸讳言，暂住证只是全民创业中的一个“卡点”，面对新的历史条件，我们的现有制度与规定中，还有多少类似的“卡点”？

　　杨秀峰“身份尴尬”事件警示着我们：解放思想，永无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