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使人绝望与寄望的冬春之交的时期，令我们想起，世界著名诗人狄更斯，对16世纪对英国产业革命描述的一首诗：

　　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这是一个令人绝望的冬天，

　　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春天。

　　我们面前什么也没有，

　　我们面前什么都有。

　　我认为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对一个国家，一个产业可能产生两种结果，一是“最坏的时代”，最典型的如冰岛，一夜之间从一个世界上排名人均收入第五的富国，跌入到60年前仍将是一个捕渔为生的农业国，几乎是一切从头做起。国际经济学家认为，这是国家政策决策者过于乐观，不顾风险，鼓励居民过渡负债消费的结果，在2006年冰岛人均债务是可支配收入的213%，而英国人和美国人债务分别为可支配收入的169%和140%，冰岛大大超过了号称敢于负债消费的美国人、英国人。回顾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历史看，我们的成绩巨大，但有一个很大失误之处就是当汽车产业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没有下狠心抓自主创新，只顾抓产量，就是对汽车产业到底为什么要创新这个大问题没有搞清楚，以致于这几天在媒体上还讨论綦江齿轮厂和德国的ZF公司合资是对还是不对问题，綦齿是中国汽车产业最早的一个重型齿轮厂，大约50年代就已成名，经不断充实也算是中国稍有名气的齿轮厂。那么在近60年之中，我们都为自己发展想了什么？到了新世纪工厂的被动情况已经十分显现，该谁去负责帮助和纠正，我们今天不是去追查是谁的责任，因为像綦齿这样的企业还有成千上万。但同样比綦齿建厂晚20多年的陕西齿轮厂，即现在的法士特，在90年代前还表现一般，而近十多年迅速发展，名声大振，以致于有些农民买重卡指名道姓的要“法士特”的齿轮箱，但中国有多少个“法士特”呢？大约不到3%的汽车企业能像法士特那样的去创新，去创业，而97%左右企业是动得太少了，可能是主观的，也有客观的，包括我国浙江这样自发起来的民营零部件大军，也只有5%左右能像“法士特”那样的企业，这种普遍性没有创新能力的企业比重之大，说明是一种社会机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