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降低政府收入占GDP比重的想法不现实,那么,另一须考虑的因素是,是否可以将政府支出更多地转向民生方向? 现实中,“十二五”面临经济放缓、结构转型、政府收入增幅下降和民生支出需大幅提高的局面。 随着中国上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体量扩大,加之强调转变发展方式,今后经济增速可能稍有减缓。这样,以往推动政府收入高增的源动力开始减弱。 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负责的课题组研究认为,“十二五”中国税收收入增速会略高于GDP增速,但难以维持以往的超高速增长势头。除了经济减速,“征管空间”改善余地不大。按有关机构的预测,“十二五”期间中国不变价GDP增速将在8%-9%之间,名义增速将在10%左右。由此,“十二五”时期税收收入增幅将在10%-15%之间。 2000年-2009年,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年均增长19.6%,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年均增长20.8%,预算安排的医疗卫生支出年均增长25.4%。尽管如此,民生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比重依然较低,上述三类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约为10%、15%和6%。 可见,虽然近几年财政民生支出呈“高增长”,但没有改变上述“低比重”的格局。中央“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要增加政府支出用于改善民生和社会事业比重。” 而如何实现民生支出比重的增加,一个选择是调整政府支出结构,将更多的钱用于民生支出。公众和学者常聚焦于两个途径:压缩政府行政性经费支出,及减少政府在建设方面的支出。但这两个方面恰是困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顽疾,预算分配的“政府自肥”模式成为行政费用居高不下的根源,以经济增长为纲的政府业绩考核机制,则不断激励地方政府大搞建设。 行政经费压缩难 “压缩政府行政支出,这个很难。”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白重恩对本刊记者说。如何实现?减公务员工资不可能,减人员也不可能。 财政部科研所所长贾康对此也不乐观。他认为,从历史经验来看,压缩政府行政费用,短期内会取得一点成绩,过后又会反弹,经常是在压缩之后几年又以更快的速度增长。 上述看法在实践中得以印证。2008年因汶川地震,国务院要求中央国家机关一律压缩当年公用经费5%,节省的资金专项用于抗震救灾。经努力,此举节约资金15.45亿元,仅占当年中央政府本级支出的0.1%。 2009年,中央政府压缩出国(境)、车辆购置及公务接待三项费用支出,但财政部门并没有公布最终执行结果。2010年政府再次强调,继续控制这三项费用,但尴尬的是,即便是政府部门也不掌握行政经费的总体数据。 2007年中国财政预算开始采用新科目体系,行政费支出分散在诸如一般公共服务、外交、国防、公共安全、教育、科学技术等功能分类中。若要掌握政府行政费用,需要从这些分类中,分离汇总出政府执行以上职能时自身的花费。 预算新科目改革正在推进中,目前预算编制仅到类、款层级,没有细化到项、目,财政部门也难以汇总出行政费用的总体数额。压缩行政费支出,只得要求各预算执行单位自行上报压缩前后的数额。这样的状况,压缩行政费易演变成数字游戏。 正因如此,在今年3月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财经委在预算审查结果报告中提出要求,2011年提交的政府预算,要向全国人大报告基本建设、行政经费等社会关注的项目支出情况。 对2007年预算科目改革前的政府行政费用情况,学者及政府部门的研究结果表明,到2006年,中国政府行政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已超过18%。而国际上多数国家的比重多为10%左右。 根据财政部综合司研究报告,1978年以来,中国行政管理费增速总体快于财政支出的增速,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总体呈上升趋势。1978年-2006年,中国行政管理费支出年均增长19.3%,明显高于同期财政支出13.7%和GDP(现价)15.6%的年均增速;行政管理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1978年的4.7%提高到2006年的18.3%。 “目前,行政费用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大概在20%左右,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何振一说,建国前30年,也总说行政经费高了,那最多时也就百分之十几,一般不到10%。“喊了多少年,行政性经费还是减不下来啊!” 近两年,中央政府压缩行政经费的举措,主要集中在出国(境)、会议、公车购置及运行和公务接待费用。对此要求,许多政府部门采取了转嫁费用的办法,比如,一些中央机关官员借用地方驻京办车辆,一些政府会议和公共接待由企业买单等。这样的结果是政府实际的行政费并没有降低。 “目前,政府行政性费用比重的确过高,但压缩难度很大。”陈共建议,可以采取行政费用零增长的办法,这样连续坚持几年,逐步降低其行政费用占政府支出的比重。 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行政费用还是有很大的压缩空间,应该在目前的水平上削减15%-20%。他建议,可以按不同地区和部门逐项分解,把降低行政成本确定为约束性指标。 迟福林研究发现,从1978年到2006年,财政支出中用于行政管理的费用增长了143倍,其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从1978年的4.71%上升到2006年的18.73%,这远高于一般国家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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