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站中国

　　经过30多年的发展，KPCB终于开始筹划“进军国际市场”。而在约翰多尔的规划中，国际化首站定在了中国。

　　4月24日，KPCB正式宣布，已与华盈基金合作设立首只海外风投基金。这只风投基金名为凯鹏华盈中国基金，规模3.6亿美元，在北京和上海均设有办事处。

　　“我们知道应该到中国，中国将成为国际创投业的主流市场，但是此前我们不知道该如何融入中国。”多尔坦承，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以及创新型企业急剧增加，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他不能盲目地进入中国市场。中国互联网在2005年出现新一轮创业热潮时，几乎所有的著名风投都在涌向中国，但KPCB在研究中国的投资环境，并用了两年时间思考和寻找进入中国市场的方式。

　　多尔在专访中告诉《财经》记者，从他第一次来北京，三年已经过去了。多尔用了三年时间研究出的结论是，KPCB不能错过“这一个历史性的时期”。

　　在过去三年里，KPCB的合伙人一共来过中国47次，开了大约150多个会议，同30多家风险投资机构进行了接触，去过五所大学，与40多位中国企业家进行了多方沟通。“KPCB对中国市场一直有非常长期的战略规划，KPCB有五个专门的美国负责人一直参与这项工作的筹备。此外，我们以前只有一位合伙人懂汉语，而现在有八名合伙人能够说普通话，这对于KPCB进军中国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里程碑。”多尔说。

　　其实，KPCB对于中国的关注从2000年以前就已现苗头。1999年加入KPCB的Aileen Lee正是多尔所说“第一个会讲汉语的合伙人”。她曾任职于主要由在美华人创业者组成的华源科技协会。正是由于华裔背景，2005年她成为第一个来中国的KPCB合伙人。

　　也是在2005年夏天，KPCB合伙人队伍迎来了第二位华人——鲍康如(Ellen Pao)，她随后协助约翰多尔和塔史莱主要负责中国战略，并成为此次促成凯鹏华盈合作的关键成员。另外在2006年，李颖、Wen Hsieh和李怡平(James Li)等三位中国背景的专业人士相继加入KPCB，也被视为KPCB进军中国的前奏。李怡平曾在默克公司工作15年，离开时的职位是亚太地区市场主管。

　　然而，出乎大多数人意料的是，在2006年大量招兵买马之后，KPCB的中国投资并没有由原先的华裔团队领军，而是由赛富投资前合伙人周志雄和华盈基金创始人兼总裁合伙人汝林琪共同打造凯鹏华盈品牌。

　　对此，约翰多尔解释说：“KPCB在美国硅谷的几位中国背景合伙人非常优秀，也很有经验，但是如果想给中国本土市场上的创业者提供最好的服务，我们需要的是像Tina(汝林琪)和Joe(周志雄)这样在本土市场非常有经验的领军人物来做这件事情。他们不仅仅是业绩卓越的投资专家，更是一支创业的队伍。”

　　同样，鲍康如也向记者表示：“我们虽然已经在硅谷开展风险投资业务35年，但进入中国市场后将失去这一优势。KPCB需要寻找曾经在中国本土获得成功的投资者。”

　　周志雄和汝林琪两人都是在1999年进入中国创投领域。汝林琪投资的知名企业包括阿里巴巴、玺诚传媒、百度、分众传媒和华友世纪等；周志雄则在赛富期间参与了盛大网络、橡果国际、ATA、世芯电子、银联商务及环球雅思等众多投资。

　　KPCB比其竞争对手红杉资本(Sequoia Capital)进入中国晚了整整两年，但约翰多尔并不觉得迟。“中国的经济永远在那儿，而且会不断发展壮大。我们抱着开放的态度，不断来到中国，同中国企业家、风险投资人以及各方面人士沟通和了解，抱着开放和谦卑的心态来了解中国市场。我们经过深思熟虑以后觉得，现在正是一个最好的时候。”

　　“第五种模式”

　　在KPCB正式进入中国的一个月前，沃顿商学院就刊登了其教授肯特斯迈特斯(Kent Smetters)、安德鲁迈特里克(Andrew Metrick)与KPCB合伙人塔史莱就进军中国风险投资市场模式的对话。其中，塔史莱总结出了美国风险投资基金(VC)进军中国市场的四种模式，即旅行者VC采用的“没有领导者”模式、雇用初级创投人士的“烤鳗鱼卷”模式、由GP(普通合伙人)变身LP(有限合伙人，即投资人)的“北京烤鸭”模式以及“连锁店”模式。

　　当时，塔史莱表示，在中国招聘足够资深的创业投资家或其他背景的专业人士，“让他们成为普通合伙人，自己作决策，不需要在美国遥控他们”，这种“连锁店”模式在中国进行创业投资时，是惟一可以持久实施的模式。

　　然而，一个月后，塔史莱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认为，如今KPCB进入中国，原先的思路已经过时，凯鹏华盈应该属于新的“第五种模式”。

　　塔史莱认为，“关于什么时候进入中国，进入中国的方式是什么，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去研究。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谁来领导中国基金，选择什么样的团队。”

　　约翰多尔如此解释KPCB和凯鹏华盈之间的关系：在凯鹏华盈成立之后，KPCB中国和KPCB美国将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实体，在全球层面上都是合作伙伴的关系，凯鹏华盈和KPCB美国之间不存在“谁为谁工作”的问题；两边都独立地作决策，独立招募人才，同时，两个区域将实现资源共享和利益共享。中国团队有权利根据市场的情况，根据全球的平台决定怎么样最好地为企业家提供服务。

　　“这是最适合我们的投资模式。”在塔史莱看来，凯鹏华盈比其以前说的四种模式都要好。“凯鹏华盈管理团队拥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长期致力于帮助企业家们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推动中国和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增长和创新。”

　　凯鹏华盈合伙人汝林琪认为，华盈基金在中国已有七八年的历史了，与KPCB分享经验，将把各方的优势结合在一起。第一，KPCB是全球著名品牌，可以给企业家很多我们中国团队不能带来的资源。第二，华盈很幸运、很成功地培养了一些像阿里巴巴、分众传媒和百度这样的中国成功企业，凯鹏华盈可以更好地使中国行业领头者跨进国际市场。

　　“其实没有这样的组合，KPCB在美国、华盈基金和周志雄在中国各自也都可以做得非常不错。”多尔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KPCB和凯鹏华盈品牌都是属于我们整个合伙人团队的。”他希望，经过十年的发展建设，到2017年时，凯鹏华盈应该成为一个长远而强大的全球投资平台。通过创建凯鹏华盈，可以帮助创业者和企业家进行更多的尝试，从而给创新、技术和企业带来更大的影响。

　　4月24日，凯鹏华盈创投基金宣布正式募集完成，一期基金规模为3.6亿美元，几乎是红杉资本中国基金的两倍；凯鹏华盈目前拥有四名合伙人，也是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创建之初合伙人数的两倍。

　　多尔解释，规模并非是评价风险投资基金(VC)的惟一考量因素，基金合伙人的数量以及资金运转的周期，同样是一个VC成功与否的标志。多尔认为，3.6亿美元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数字，并非太大，但也不会局限其在华的发展。

　　下一个Google

　　正如比尔盖茨预言“下一个比尔盖茨”会诞生在亚洲一样，约翰多尔也期待在东方发掘出“下一个Google”。

　　多尔介绍说，KPCB未来最主要的投资目标是初创公司，除了传统的信息科技、互联网、媒体和移动通信等热门领域外，最感兴趣的领域是新兴消费业、医疗和绿色科技型企业。

　　“互联网是迄今为止这个星球上最伟大的创造，而绿色科技则是21世纪最充满商机的领域。”多尔说。

　　绿色科技主要是应用在水净化、替代燃料开发、空气质量提升、纳米技术、可循环再生能源以及交通等领域的科学技术。“城市化进程将使全球城市人口增加两倍，其中大部分会在亚洲特别是中国发生，‘这里将是所有市场之母’。大约40亿人会涌入到城市，也就是说，今后50年意味着我们每年要建一个像曼哈顿一样大的城市，这些都是投资机会。”

　　多尔放言：“没有任何时候比现在更适合启动或加速绿色科技风险投资了。”

　　多尔看好绿色科技在能源开采、发电、净化水以及交通等领域的应用。

　　不过，多尔坦承，中国的电力、交通和水市场都没有实现市场化，将会阻碍相关产业的发展。尽管这些领域的用户数量巨大，政府机构需求庞大，但是绝大多数中国企业家都不太善于向政府机构推销他们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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