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中国到价值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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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10-6 20:31:25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作者：秦朔 我来说两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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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配第说：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 马克思认为，生产财富的要素，既包括劳动，也包括生产资料。他强调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性和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同时指出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不仅表现为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而且还表现为人的全面发展和劳动时间的减少，表现为可自由支配的时间的增加。他写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至尽管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所有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那时，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
在历史上，农业、工场手工业、航海业、商业等都曾被视为财富的源泉。重农主义者认为，物质财富来自农业劳动，这是取得财富的正当方式；商品交换蓬勃发展后，重商主义者把货币当作财富，认为财富来源于对外贸易的不等价交换所产生的让渡利润；晚期的重商主义者开始意识到财富来自“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正如斯图亚特所说，财富是由“劳动、勤勉和技能的增进”产生的。这种 “重工主义”在马克思看来比之早期的货币主义“已经是很大的进步”。
在另外的线路上，从企业家的角度，约瑟夫·熊彼特看到了“实现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的“创新”的作用；奈特提出了“承担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命题，未来总是存在不确定因素的，企业家就是通过识别不确定性中蕴含的机会，并通过对资源整合来把握和利用这些机会获得利润；在德鲁克那里，企业是社会的一种器官。企业仅提供商品和劳务是不够的，它必须提供更好的、更廉价的商品和服务。“对企业的目的，唯一正确的定义就是创造顾客。”只有满足消费者的种种愿望和需求，社会才会把财富资源交给企业，企业才能够得到持续稳定的发展。此外，舒尔茨从人力资本、迈克尔·波特从竞争战略、科特勒从营销与品牌、彼德·圣吉从学习型组织、约翰·科特从领导力、哈默从流程再造的角度，都提出过重要的理论。
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的信息化浪潮下，技术与知识产权对财富创造的重要性得到了极大的关注。制度经济学对建立一套尊重产权、可依赖的制度体系，以及塑造相应的以信用为中心的文化，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倡导。资本市场和金融工具的创新，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投资创富热潮。
所有这些和财富相关的命题与观点，都可以在中国改革开放近30年的实践中找到鲜活的案例。从刻苦的劳动到对机会的敏感，从管理的提高到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从对非劳动收入的肯定到企业家才能的资本化体现。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曾经封闭的大国，中国走出了一条既符合自身禀赋、又因应全球化机遇的财富之路，中国人的创业与创富实践证明，他们是全球新的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勇者、智者、能者、勤者，因而也是赢者。
那么，我们还担心什么呢？
从外部来看，中国抓住了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产业机遇，但还没有真正经受资本全球化的洗礼。当全球虚拟资本的流动大大超过实体经济的规模，当国际金融市场出现越来越多的“创新过度”，而同时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主要还体现在加工组装阶段，我们正面临着全新的挑战。中国的财富积累到今天这样的规模，“国家理财”已迫在眉睫。而这方面，恰恰是以前埋头生产的我们较少涉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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