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袭来，就在普通老百姓为自己饭碗发愁的时候，企业高管们动辄成百万、上千万的薪酬也成了大家争议的话题。不久前，三一集团宣布，集团董事长梁稳根2009年只领1元年薪，全体董事降薪90%，集团高管降薪50%。而在不久前，上海市国资委也透露，上汽集团等9家大型国有企业高层将率先带头减薪，最高降幅达到40%。（《新华网》2月16日）

“1元年薪”始于三十年前的美国，Lee Iacocca祭起了“1元年薪”的大旗，拯救克莱斯勒公司于濒死，并创造了辉煌业绩。之后又有苹果、思科、雅虎、Google的CEO，每每在公司非生即死的危难之际，采用“1元年薪”，激励自己和员工共命运、振奋士气。此时此刻，中国也出现了梁稳根这样的“1元企业家”，还有诸多国企高管主动降薪，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可喜的事情。

有人认为这是在作秀，其实失之偏颇。因为作秀的形式有很多种，企业家没有必要以放弃合法所得来吸引社会眼球。但在我看来，“1元年薪”虽令人期待却并不具有大面积的可复制性。梁稳根是“湖南首富”，持股58.5%的三一集团持有上市公司61.29%的股权，其个人持股市值即便在市值大缩水的当下也超过百亿元人民币——他有充足的物质基础来支撑他实现个体较高层次的企业家精神，这种基础未必所有的企业高管都具备。

我以为，“1元企业家”们对个人所得、物质收入的衡量与感觉，早已超越了一般的公司人。今天，有国内企业家也如此——从当初创业为了“生活更富裕”，到主动承担责任与压力，试图以“1元年薪”或者带头主动降薪的榜样作用激励团队共渡难关，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企业家精神的进化。这固然可喜，但与之相对应的却是，企业制度Cye.com.cn的进化缓慢甚至可以说是非常滞后——原本，经济处于低潮时，企业效益大幅下降，高管薪酬随着绩效的下降而下调，应是一种常态的薪酬制度化行为，而不应取决于高管本身的道德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