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创业史，远非人们想象中一般苍白。这是一个表面贫乏，暗流涌汹的年代，中国民间的草根经济力量，正在经济规律的天然作用下，暗中萌芽、生长，冲击着最后的体制壁垒。

　　创业史定位：

　　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创业史，远非人们想象中一般苍白。这是一个表面贫乏，暗流涌汹的年代，中国民间的草根经济力量，正在经济规律的天然作用下，暗中萌芽、生长，冲击着最后的体制壁垒。

　　时代描述：

　　1966年初夏的北京闷热多雨，天空中好像整天压着一层灰色的“棉被”，让人有透不过气来的感觉。这一年的5月16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它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爆发。抓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赫鲁晓夫”成了运动的主要任务。按照毛泽东的设想，这场运动本来准备搞三年，谁料，它竟一直持续了十年，成为一场空前的大浩劫。

　　文革造成空前的社会伤害和经济损失。在196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457亿元，与日本相当。而到1977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不到日本的三分之一，只相当于美国的十分之一。

　　文化大革命期间，邓小平所主持的引进工程，成为这一阶段国家创业中惟一的一抹亮色，在某种意义上，这次引进工程可以被看成是1978年对外开放的一个前奏；而中国民间的草根经济力量，也在经济规律的天然作用下，暗地里萌芽、生长。

　　十年文革对中国创业史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大大延缓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然而也将计划经济的弊端彻底暴露，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创造了心理和体制空间。

　　国事飘摇，局势动荡，中国走到了一个无比微妙而重大的十字路口。

　　创业史记：

　　1966年，文化大革命正从北京开始，席卷整个中国。而在千里之外的浙江省萧山县金一村童家塘，一个21岁的年轻人正把几年间修自行车、搞粮食加工攒下的全部家底1150元钱盘点好，连同账本、印章全部交给大队，然后领回来一块公社大队农机修配厂的牌子，开始搞起集体工业。资产归公后，他做的东西比以前多了起来，开始为钱塘江工程管理局服务，生产铁路上小轨道的零部件。这样一干就是三年。

　　在新中国60年的创业史中，这个当时仍显稚嫩的年轻人是一个不得不被提及的人物，因为他的名字叫鲁冠球。

　　1969年的一天，一位在县城当干部的邻居告诉鲁冠球，中央发了一份文件，说每个大队可以搞一个人民公社农机修配厂。鲁冠球马上打了报告，把工厂改名为宁围公社农机修理厂。这时他已经有了4000元钱。很多年后，鲁冠球就把自己的创业之年定在了1969年。

　　乡镇企业“前生”

　　在1966～1977年间的中国农村，尤其是江浙及广东沿海一带，像鲁冠球这样的小作坊式队社工厂并不少见。这些为了解决农民的基本生活和劳动需求而建立，被默许存在的小企业，独立于国家计划体制之外，到1976年，数量已达到10万个以上。在改革开放到来的时候，这些天生地养的社队企业摇身变为乡镇企业，“意外”地成为了活跃市场和冲击计划体制的第一股力量。

　　大跃进中发展起来的上海马陆公社可以说是开风气之先者。文化大革命前期，由于“外宾参观需要”，马陆公社再掀工业发展高潮，能吸纳较多劳力的服装厂和五金加工厂大量出现。在那个财富真空的年代里，马陆公社的成功真实刺激了大批队社企业的产生，并为其提供了发展的样本。

　　在2006年的胡润百富榜上，并列排名在第34位的是一位名叫张静章的老人。他的宁波海天集团有一个并不华丽的“前生”——文革中诞生的江南农机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