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挤的茅台镇
那些进军茅台镇的“淘金客”，投资的不仅仅是白酒，更是“茅台”二字，甚至后者更为重要。而“茅台镇”，就是最好的载体。
贵州茅台2001年上市时，曾在招股书中如此陈述：经过异地实验,只有在公司所处茅台镇独有的生态环境中(包括微生物、地质、水源、气候、温度、湿度等因素)才能生产出茅台酒。而这种特殊的壁垒，也是资本对“茅台镇”趋之若鹜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过，这一壁垒，也限制了茅台自身的扩张。它无法进行外延式并购，而只能在茅台镇当地缓慢扩张产能。2001年，贵州茅台的产量已经高达8610吨(当年销售5204吨)，而2010年，其产量也仅增长至32612吨。此间，其营业收入的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提高茅台酒出厂价。
对于贵州茅台和所有进军茅台镇的淘金客来说，土地，是最为刚性的限制。中国人民银行遵义市中心支行曾测算，在土地资源方面，茅台酒新增1万吨生产规模，需用地4000亩，其他酱香型白酒新增1万吨生产规模需用地2000至3000亩。
由于茅台镇的镇区面积还不到5平方公里，整个城镇又是依山而建，平坦的土地本就不多，而茅台酒厂已占据了城镇五分之三的面积。2009年，为了扩充茅台酒厂的产能和保证茅台酒的生产环境，仁怀市规划在5至10年的时间里，将茅台酒厂周边的居民和其他酒厂全部外迁。沿着赤水河上游，在茅台酒厂100公里的范围内，河边将不允许建造其他的工厂。这让当地原本就不富裕的土地资源，更加显得稀缺。在贵州茅台已经占据了茅台镇绝大多数土地资源后，后来的淘金者，将如何获得生存空间?
除了土地，淘金者需要与贵州茅台竞争的另一个重要资源，是酿酒的主要原料——仁怀本地出产的高粱。在茅台镇投资造酒的服装商人周强，已经感受到了这一点。
虽然利润不菲，但周强目前却面临着高粱紧缺、产能受限的难题。由于2011年整个茅台镇白酒产量大幅增加，加上2010年贵州干旱又影响了仁怀当地高粱的产量，仁怀的高粱收购价已从2008年的2.6元/斤，涨到了2011年的3.3元/斤。并且，大多数高粱种植户还与茅台酒厂签订了协议，茅台酒厂会以高于市面价格的3.8元/斤进行收购。协议还规定，种植户必须先出售足够的高粱给茅台酒厂，多余的部分才能卖给其它酒厂。
为了解决原料问题，周强曾想仁怀市粮食局寻求帮忙，但粮食局告诉周强：“现在，高粱种得再多，也不够所有企业用，但茅台的需求是首先必须保证的。没有了茅台，还有你们吗?”
实际上，多年以来，高粱问题一直是茅台镇酒企所面临的最严峻挑战。
2008年，茅台镇就曾发生过酒企集体“断粮”事件。当时，由于当地高粱整体减产，农户们都待价而沽，连对茅台酒厂供应都岌岌可危。最后，仁怀市决定，由粮食局统一负责收粮，优先保证茅台酒的生产，其它企业不得私自收粮，并在境内的各条公路上设卡检查。
为了抢粮食，君丰酒业总经理谢勇，当时带着采购员跑遍了临近的市县。一路上为了躲避稽查组的检查，必须“以大车做掩护，用轿车来运粮”，用谢勇的话说，“颇有点战争年代斗智斗勇的感觉”。
2012年2月初，过完春节后不久，谢勇就已经在自己酒厂的车间里忙着安排生产。他称，2011年市场形势良好，但受制于高粱的紧缺，君丰的营收增长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去年的高粱供应实在太紧张了，无奈之下,我们只能缩减产能。要是放开了做，销售额早已过亿了。”而他今年的计划是，把年产量从2000吨迅速扩充到4000吨。
此前，为了避免“断粮”事件再次发生，谢勇已经把收粮的范围扩大到更远的县市，甚至派人把仁怀当地的高粱拿到重庆、四川等临近地区尝试种植。不过，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别，外地高粱酿出的酒，口味上与仁怀本地高粱酿出的酒，还是有着一定差距。不过，谢勇直言，“能够收到高粱，就已经算是幸运了”。
危险的游戏
在谢勇看来，白酒业上一次像今天这般火热，还要追潮到上世纪90年代。当时，国内的白酒企业大多还处于发展阶段，携着“国酒”威名的茅台，一时间也是一瓶难求，整个茅台镇，也曾掀起一股近乎疯狂的白酒投资热潮。
不过，由于“以茅台为代表的酱香型白酒”的酿造工艺比较复杂，最基本的制造流程也需7次制曲，8次下窖，整个过程最短也要四五年时间，一般的企业根本接受不了如此繁复的酿造过程。因此，在谢勇看来，当时的茅台镇“白酒热”，带有很强的投机色彩。
“当时，很多人只想借着茅台的影响力捞一笔。他们投资建一个储酒池，把酒精拉过来以后，就往里兑水稀释浓度。最后，借着香料调和一下味道，换上‘茅台镇出品’的包装就直接上市了。”谢勇回忆说。
而假酒的肆虐，最终导致“茅台镇出品的白酒成为了假酒的代名词”。当时，谢勇参加山东一个糖酒展销会时，发现经销商销售的茅台镇酱香型白酒，10家有8家都是假酒，当时，连当地人也不敢喝茅台镇生产的白酒。
此后，虽然由贵州茅台牵头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打假，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假酒蔓延的势头，但时至今日仍难根除。
如今，当各路资本再度汇聚茅台镇，它们会否再度带来“透支茅台”的风险?毕竟，它们的典型运作模式，与20年前并无本质区别：在茅台镇投资建立酒厂，打着“茅台镇出品”招牌，产品名字中，也多借用“茅”、“台”字样。
长期关注白酒市场发展的正略钧策合伙人周华指出，作为“国酒之乡”的茅台镇，正面临严峻的考验，因为，长期以来，茅台镇就是茅台酒厂一家的天下，当地其它酒厂缺乏相应的品牌效应和规范的管理模式。茅台镇酒业的狂热发展，可能会对贵州茅台带来一些不利影响。“由于茅台镇周边资源有限，突然增多、变大的酒企，势必加剧当地资源的紧缺程度。而茅台镇的酒企又都脱离不了茅台这棵大树，所有人都带着‘茅台’的标记进入市场，最终也会让茅台的品牌形象大打折扣。”
“某种程度上，茅台的高价策略也是一种无奈之举。当年，茅台受当地假酒、仿酒的影响太大，才导致其在2000年左右开始调整自己的竞争策略。逐步放弃中低端白酒市场，只做高端。同时通过有意识地控制产能，造成了市场供不应求的局面。这也是为何目前茅台毛利率虽高，但总体营收却仍然不敌五粮液的重要原因。”
在周华看来，许多近期进军白酒业的资本，目的更多的是“等待下一波白酒上涨的热潮”。
“其实，白酒行业可供大型资本投资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了。排名前20位的白酒企业，每年都有着超过60%的毛利率，对资金根本没有多少需求。在这样的情况下，像海航这样的大型企业，能够投资的也只是一些区域性的三线品牌。它们目的很可能不是把品牌做大，只是想在新一轮的白酒整合过程中获取一些利益。”不过，周华指出，它们目前看到的利润空间，都是由“酒价处于高位”带来的，但是，“这样的价格不可能一直维持下去，尤其是在对‘三公消费’的限制加强以后，白酒最终还是要回归到一个理性价格”，而“一旦白酒价格下跌，中小酒企的利润空间就会大幅缩水”。
而此前的种种迹象已经表明，对高端白酒价格下跌的担忧，并非没有依据。
2012年1月，在上海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多位人大代表建议公款消费不准喝茅台酒。而“茅台酒”入选“十大奢侈品”，被当成了“禁喝茅台”的重要依据之一。一位代表表示，“虽然茅台从没有承认自己是奢侈品，但在价格的疯涨上，它具备了奢侈品的‘基因’，喝茅台越来越被视为‘身份’和‘品位’的象征，老百姓已经将其视为当然的奢侈品”，“对此种畸形现象，有必要断喝一声”。结果，第二天，贵州茅台股价应声大跌。
2012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三公消费”话题再次成为焦点之一，而高价茅台酒，也再度成为代表们矛头所指的焦点。3月4日，全国政协委员林嘉，提交了《关于禁止使用公款消费茅台酒的提案》，并提出了禁止“公款消费茅台酒”的4点建议。
一份广被引用的数据称，在茅台的整个销售结构中，70%-80%的产量用于特供、团购及部分企事业单位、经销商的供应，只有20%-30%是通过专卖店等渠道到达终端市场。若这份数据属实，那么，如果茅台酒被禁止用公款消费，贵州茅台的销售必将受到巨大冲击。
值得注意的是，3月初，全国多个地区茅台酒零售价大幅下调，最高降幅高达400元/瓶。多家证券研究机构表示，2012年上半年，高端白酒价格“将在回落中调整并寻找价格支点”。
“今年，我与国内排名前十的大型酒企的老板都有接触。结果我发现，大部分人对未来白酒市场的预期都很谨慎。”周华指出，许多大型酒企都在担忧，在所有企业都疯狂扩张产能之后，如果涨价潮最终平息，供求关系能否保持平衡，将成为很大的问题。
周华指出，目前，中国的白酒市场还处于“极不稳定的阶段”，排名前五的品牌合计所占的市场份额也不过20%，而在美国，这一比例高达50%-60%。“未来，资本充足的行业巨头，必将进行新一轮的整合。对于这些新加入者来说，这是一个充满风险的游戏。”(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采访对象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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