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人指出海南商业环境中“人和”的缺陷。“很多人怀念特区的优惠，带着一种很复杂的感情。我在海南这么多年看到了两个‘特’字，一个‘特’字意味着将优惠作为大胆试验，主动‘趟地雷’的交换，这是积极的。还有一个‘特’，意味着腐败和权力寻租，寄生性和腐朽性的一面也很突出。”廖逊说，他还记得海南所享有的特区政策中，最“肥”的一条就是外贸。当时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出口都要结汇，把美元换成人民币，企业要获得美元就需要到海南来出口。海南一时冠盖云集，22个外贸公司是全岛人民最羡慕的工作，手中抓着配额，扬眉吐气，但1994年1月1日外贸体制改革，原本在海南办理出口的全国客商纷纷返回本地，海南外贸一落千丈，22家外贸公司5年之内统统破产，负债高达200%，职工全部下岗。

　　自“汽车事件”开始到建省前6年的繁荣，都属于政策性繁荣，把政策榨干是常见的做法，中规中矩在这种环境下反难有成就。“第一批海南创业者的特质很明显，他们有能力、有热情、敢冒险，也不太守规矩”。迟福林说，他主管股份制改革时，曾给李耀祺批过5个公司，对李很痛心，“他有才干，但把摊子铺的太大，不可收拾，另外和下属的人际关系搞不拢，至于私生活的问题我不便评价，正是这三件事要了他的命。很多人的结局都可以预料，但那种情况下，劝不住。”

　　第一任省长梁湘，曾将海南与深圳做过比较：深圳像一张白纸，正如毛主席所讲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案。海南是一张比深圳大得多的，已经被画过多次，改过多次的旧纸，要在上面重新作画，不知道比深圳要难多少倍。

　　如今交到卫留成手里的这张纸，不但被涂改过，还曾经被揉搓又展平过，他将如何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