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理很简单，在组织理论中，西蒙提出信息不对称问题，也就是上面领导看不到下面员工的真实情况，上面能看到的就是一些统计数据。而一家企业绝对不会建立一个收集灾后“志愿者”的绩效的评鉴系统，毕竟这不是一个企业的日常业务，而企业领导也不会有时间亲自到灾区，直接在第一线指挥，直接观察“志愿者”的工作。所以，员工就会发觉，最好的对策不是服务灾民，取得绩效，而是取得媒体注意，甚至造假“忽悠”媒体。这个对策最容易引起领导注意，带给领导好印象。公司推进赈灾的政策，很快就被下面人为己营私的对策化解，这是官僚组织的本质。

在中国的组织里，上面强行推行一个政策，下面一定能在表面上做得到，只是真正结果往往违背政策设计者的初衷。“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从来就是中国历史上常见的现象，即使到了今天，有着现代管理制度的大型企业，这个问题依旧严重。

派系和抱团

在国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之所以盛行，是因为中国人善于抱团，一群人抱成一团就成了派系，大家相互关照，互相掩护，发展出很多潜规则，照着潜规则办事就好，可以置正式规则于不顾。于是，上面的政策就被化解掉了。

很多人进入新的工作组织后会发现，“选边站”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新来者往往不得不人前人后多方打听信息，弄清楚公司成员间的联系和纠葛，并做出许多貌似公民行为的事情，以获得某派的认可。如果没加入任何派系，常常会得不到关键信息，也错失很多好的机会。而“站错队”更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甚至可能意味着未来职业生涯多年的蹉跎。

同时，我和学生们在调研中发现，如果我们问访谈对象是否参加在派系之中，得到的答案一定是否。但如果问到公司内有没有派系？谁参加了派系？答案就会是肯定的，而且往往可以马上说出谁和谁结成一派，干了哪些“坏事”。

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不光存在于政府机构和大型国企中，而是一切大型组织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事实上，组织大了，流程长了，必然容易导致僵化、没弹性。当我们痛恨办一件公务拖了太久，层层审批，麻烦太多时，要知道这就是层级制度的本质，中国组织如此，美国组织也是如此，公家单位如此，私人企业也如此。

只是在中国社会中，官僚主义之弊尤其严重，因为这种层层审核、层层盖章的制度到了中国官僚的手上，就成了不作为的借口，成了刁难人、打官腔的托辞，当然更成了要红包、讨贿赂的可乘之机。

后门与特权

腐败在中国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但这却是一个人类共通的现象。西方许多国家也存在后门和特权的问题，如美国企业就频频曝出海外腐败事件等一系列造假事件，近期金融海啸更让人看到华尔街“肥猫”们的无法无天。

然而，中国要治理腐败问题却尤其困难，因为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人情交换是常态，而“人情”与“贿赂”常常只是一线之隔。举一个研究时碰上的例子而言，一个人给官员送礼，官员先是不收，然而来者说，“这不是给你的，这是送给你母亲的。你妈不就是我干妈吗？我只是在孝敬干妈而已，与你无关。”

再比如，送礼者可能会先将受托者的子女认成干儿子、干女儿，再以帮助干儿子之名将其带到美国读书，供吃、供住、供学费。现实中这种情况很多。许多人就是通过资助官员子女出国留学的方式完成了贿赂过程。这样，就使得“贿赂”和“人情”之间很难划出清晰的界限，从而使得腐败难以界定和控制。

想认识全国各地的创业者、创业专家，快来加入“中国创业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