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周末：但拨号之前，还是要把号码再审视一遍。
柳传志：校对号码这个步骤很重要。 2001年，朱力南领导风险投资的时候，连续三个投资全是失败的。那时候他们给一家企业投资了800多万美元，失败后，大家都很心疼。朱力南说了，这些钱都是我们卖电脑那块业务一分钱一分钱赚来的。带着这个沉重的想法，手哆嗦，之后就不敢投了。所以我就提出 “复盘”，把我们投资的方法、失败的原因重新一一进行研究。我带着他们反复 “复盘”，后来明晰了方向，接着再做，就做得比较好了。
谁做事，都不可能完全按你想的那样做。中间要不停地调整，反复地验证。有些小说里写的人物，都像诸葛亮似的，料事如神，事事都想到了，果然如何如何。从我工作的这些年经历来说，除了很简单、很小的事你完全能预料到，其他很少有这样的，中间都会发生变化，要不停地调整。
解放周末：变化是客观的存在。
柳传志：做企业，有几个肯定要变的因素：竞争对手不是死的，它肯定会变；行业方向会发生变化，比如移动互联网出现后电脑的形式会变化，“苹果”产品出来后对相关企业也有影响；世界经济、政治环境也在发生变化。如果你认死了按原来的方向做，就只能做死了。
解放周末：就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朱民所说的，在大趋势的浪潮面前，要么变化，要么倒下。
柳传志：不变化，就会倒下。变，是永远的不变。所谓的方向，比如我们确定的最大方向就是产业报国，但在产业选择的时候要反复研究，要选准，中间可能有些变化，但我死围着产业做，就是方向不变。但如果当真是行业里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比如说原来做胶卷的，后来数码相机出现了，但我调个方向，再去做别的行业，还是产业报国，大方向还是没变。但要是行业选错了，就是重大失败了。
还有一种情况更糟糕，就是左摇右摆。其实即使有时候稍微偏离了一点既定目标，但要是你使劲走，坚持下去，也还是能走到目的地的，就怕来回折腾。
■悬崖边的“拯救”与“联想文化”的托举
●联想曾遇到过那种千钧一发的时刻，我坚持着，是因为使命在我身上呆着。
●说话不算数，那算个什么企业啊？这是我不能容忍的。如果对内不负责，对外不担当，那就乱套了。
解放周末： 2009年2月，联想集团季度巨亏9700万美元，您重回联想集团出任董事长。 9个月后，联想集团季度税前盈利3000万美元。您是怎样拯救联想的？
柳传志：关于2009年的复出，请不要用 “拯救”这个词，这个词太突出个人的力量，其实是我和原有团队一起努力的结果。
我重新 “出山”以后，主要解决的是与外国人的文化磨合问题。文化的磨合就是来自于不同国度、企业的人怎么在一起工作，从董事会、最高管理层到中层、基层都有个配合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文化磨合的过程。
我那次回去最主要是帮助杨元庆建立中西合璧的国际化班子。班子里的人必须信任杨元庆，人家凭什么信任你？职业经理人最开始都是看在钱的面子上，然后才会产生信任。人家那时就会想，中国人办的企业要垮了，凭什么让我继续留在这？杨元庆提出要有特殊的做法，而这些做法只有我能要求董事会来执行。因此还是从文化磨合上，把班子建立好，让大家都认可他。建好班子，班子以身作则，这实际上就是一个突破口。
解放周末：对于那次复出，您也提到过是基于您“做人的态度”。
柳传志：那次我复出的时候,外面有很多说法,我家里人也是坚决反对的。因为当时联想控股已经制定了既定的战略，我再回到联想集团去工作，对我来说很重大的一个问题是，要牵扯我很多精力，我的身体是不是能吃得消，血压会不会又上去，睡眠能不能保证，这些都要考虑。但我还是回去了。
解放周末：是责任感和使命感使然。
柳传志：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联想集团有过几个非常困难的时刻，对我的身体也有重大影响。我从未想过放弃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那时候已经有千八百人跟着我，我要是一放松，企业立马就完了。联想曾遇到过那种千钧一发的时刻，我坚持着，是因为使命在我身上呆着。这可能与从小受到的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有关，我父亲一直教导我说，男子汉就要有担当。
解放周末： “担当”是您的价值观，在管理企业的时候您是不是也在有意识地建构这样的价值观？
柳传志：可以这么说。每天要我参加的会很多，有的可以推托，但只要与企业文化有关的会议，我都会参加。在我回到联想集团的时候，业务的开展上，杨元庆他们已经有了一套很成熟的打法，这一点我非常了解，在国内已经研究得很透彻了，当年就是对这套打法在国外行不行，还不是很清楚。现在知道了，就是行。但当时企业军心不稳，士气不高，外国的很多高层员工都怀疑，中国人管理企业能行吗？我到欧洲去，看到很多欧洲员工都是这样的工作态度，只要你不炒我，我就拿这份工资，你炒我，我就走人。
解放周末：没有归属感。
柳传志：根本没有。要把企业办好，我们坚信应该有一个核心价值观。当时杨元庆他们研究出来这么两条，一个是“说到做到”，一个是“尽心尽力”。因为很多人那时候说话都不算数，说话不算数，那算个什么企业啊？这是我不能容忍的。如果对内不负责，对外不担当，那就乱套了。而文化往往会被认为是软的东西，不一定会很重视，但我要是重视了，大家就会真正重视起来。
解放周末：联想的企业文化的要义是什么？
柳传志：就是要把员工的个人追求融入到企业的长远发展，企业在设计目标时，要想到员工的发展，要以人为本。
我们有位法国的高级员工，他就说，以人为本是很难实现的，因为不同国籍、不同目标的员工，怎么能是一致的呢？持这种怀疑态度的人不少。但我们把员工分成几种类型，最基本的类型是在企业中工作，他图的是安定、安稳，只要生活能够日益得到改善，就行了。还有一种员工，他老想着做大事，老想着进步。外国人就都很感慨，说中国员工想进步的就是比他们多，都想赚更多的钱，管更多的事。人家普通员工加薪10%，他要20%，他要求越级升迁，对这些人怎么办？就要为他们设计适合他们的发展路径。这些人里面，可能有的人经过了很多次工作调动，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了，就要给他一个新的空间，给他一个新的舞台，让他有自己在做事业的感觉。针对这三种不同的人，要有不同的做法。
解放周末：因材施教，按需导引。
柳传志：是的。对第一种人，要求他做事要有责任心，比如你是个仓库管理员，只要把仓库管好，爱岗敬业，不出错，就可以得到你该得的一份。对第二种人呢，光有责任心是不够的，还要有进取心。这个进取心里就包含了很多东西，比如你要会创新，要学习管理，还要了解公司的战略。第三种人，我们放心把企业交给他们，对他们的要求自然更高一些，责任心、进取心之外，还得有事业心。这个事业心必须解释一下，就是把职业当成事业来做，因为这里头包含了你的长期利益和名誉，你就把企业当成自己的生命了。
解放周末：您曾经说过，您一直希望把联想办成一家 “没有家族的家族企业”。
柳传志： “没有家族”是指没有血缘关系，而是通过机制、文化保障企业传承下去； “家族企业”就是指公司最高层必须是有事业心的人，要把企业当成自己的命。
■不在意富豪榜上是否有自己的名字
●诚信、名誉远比金钱更重要。
●你一定要非常明白自己的情况。特别是别人夸你的时候，要格外清醒。
解放周末：作为联想的创始人，您个人的股权只有2%，在各种财富排行榜上总见不到您的名字。
柳传志：为什么要这个“见到”呢？这个主要看你追求的是什么。从个人来讲，我把家人、朋友对我的信任看得比钱重。从企业来讲，我总和我的同事们说，我们把企业的名誉看得比钱重。这是不是说钱不重要呢？那也不是。在你还需要面包的时候，钱是很重要的。但是，当你已经可以选好的面包吃了，当你可以随意地打高尔夫球了，或者当你可以请好几个保姆来换取时间创造更多财富了，这个时候，更多的钱可能就不再是你特别需求的了。
我有一次去打高尔夫球，随便穿了套运动服，有人和我说：“哎哟，柳总您还特别扶植民族工业啊？”我一开始还没听懂，原来是说我穿了套国产品牌的衣服。其实我的衣服啊，我都是觉得舒服就穿上了，根本不在意牌子。也许有人很在意牌子，因为牌子可以说明身份、地位，但我打球的时候可能更在意的是球打得怎么样。大家的追求不同，你也不能说人家的追求不对。在美国，不少排在富豪榜前面的人想的都是怎么把钱还给社会，比如建个博物馆，或者捐给母校等等。我个人现在没要那么多钱，钱到哪儿去了呢？更多地是把钱分给和我一块儿干活的同事了，他们都有股权。
我总觉得，就算我有一套上亿元的大房子，那么多房间我也可能没法挨个儿去睡，从满足生活需求来说，这和我住在只有一张床的房子里，也差不多，住大房子可能只是让别人知道“我很有钱”。像上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我手下有个小姑娘，刚大学毕业，就戴着一条很粗的金链子。那时候有一条金链子了不得。我问她：“你戴这玩意儿干什么啊？”她告诉我：“您不知道，我戴着这个，卖菜的人都高看我一眼！”（笑）我这才明白，原来这是一种身份的象征。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穿名牌，也是希望能在交际场上被人高看一眼。可是你说我现在穿什么还有什么关系啊？没有人会为了我穿什么衣服而改变对我的看法，所以我不在乎这个。
解放周末：更在乎的是精神层面。
柳传志：是的，诚信、名誉远比金钱更重要。我更在乎的可能是杨元庆他们和我说“您是我们永远的船长”、是同事们对我真心的尊重，那才会让我感到很愉快。
钱可以换很多东西，比如可以换成奢侈品抬高自己的身份；也可以换成时间，创造更多的价值。这是根据不同人的需求来决定的。假如在早期制定股份分配的时候，我把自己的权重分得很高，那时候也不是不可能的，但就会使得其他人对我产生看法，也许无形中就会对联想的发展产生影响。要是那时候我占的份额更大些，联想集团这块“饼”可能就做不到现在这么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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