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中国种业的历史，史家们总有必不可少的套路。比如“四自一辅”一直被公认是中国种业历史的“开山”时期，笔者对此不敢苟同。
所谓“四自一辅”是指1958年到1978年间，中国农民对于农作物种子的“自繁、自选、自留、自用，辅之以必要的调剂”。其实这个方针是针对“大跃进”时期的吃光喝光的疯狂败家行径的回归，与几个世纪以来的农民伯伯们的长期实践没有区别，完全处于原始和自发的蒙昧状态，根本没有所谓的“产业”可言。既然没有产业，也就没有所谓的种业，所以称这一时期为中国种业的“开山”时期也就显得牵强了。所谓的“必要的调剂”自古以来就有，或是朝廷的开仓救济，或是民间的自由买卖，或是邻里的实物交换，实在算不得我们的发明。
1978年开始，中国的种业进入了所谓的“四化一供”时期，即“品种布局区域化、种子生产专业化、加工机械化、质量标准化和有计划组织供种的原则”，笔者认为这时才是中国种业的起步时期。但由于旧有体制的限制，从业人员认识的局限性，我们的所谓“四化”名头虽然响亮，实质内涵却非常有限。“品种布局区域化”和“种子产业专业化”的发展尚可圈可点，但在“加工机械化”和“质量标准化”方面则乏善可陈，即便在发展中国家也大约处于中上水平。“在有计划组织供应”方面基本能够满足一般生产的基本需要，但产业运作效率低下，资源浪费严重。这一时期的发展也体现了我们种子行业对于产业发展的认知水品，自己和自己比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但和先进的国家和地区比，水平则差了一个世代。
在1980年前后，我国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建设了一批在当时来看比较现代化的种子加工厂，但是没有发育成熟的产业的支撑，没有技术、市场和管理人员的运作，没有体制和机制的支持，这批工厂建成之日就成为被闲置无用之时。大好的机会和资源被白白浪费了，实在令人惋惜。
2000年我国的“种子法”出台，开始了中国种业的发展和市场化的探索时期，既有成绩，也有不足。成绩：1）打破计划经济体制，市场放开和市场化经营，活跃了市场；2）明确了品种权和种质资源保护，重视和投资科研和育种发展；3）加快引进新品种和种质资源，促进了产业的发展和市场价值提升。不足：1）体制改革不到位，科研育种的“双轨制”严重制约产业发展；2）条块分割严重，企业发展受阻，产业链没有形成；3）不规范普遍的市场行为十分普遍，侵权、套牌、虚假宣传等投机行为盛行。
2011年5月，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快农作物种业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文件，被业界称之为“种业新政”而寄予极大的厚望，认为中国种业将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笔者对此并没有那么乐观。“种业新政”对于种业的积极促进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它的真正作用的显现需要取决于以下几个条件的具备：
第一，种业科研体制的改革的深化。现有的育种科研的双轨制不打破，中国种业的发展就会被套上枷锁。而这一体制的打破牵涉到多方利益的博弈，牵涉到行政体制改革的进程，没有三五年很难看到实质性的进展。即便三五年之后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现有体制仍然十个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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