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一过，他毅然辞职南下。因为没有边境通行证，他只能从铁丝网下面的洞偷爬进深圳特区，当时身上只剩30多块钱。

　　无疑，创业的激情激励着千千万万像潘石屹这样的青年人。但这一年，并不是所有人都活得好。

　　后来公认“湖南首富”的梁稳根就哭笑不得。1984年，梁稳根组了个“贩羊组”，买了一大批羊。结果偶然得知羊要跌价，他赶紧给同伴发电报，“羊不要，毛留。”同伴莫名其妙。接报的电报局更认定是特务暗号，当地派出所立刻把他的同伴监控起来，梁稳根赶到澄清才得以脱身。

　　在四川养鸡的刘永好，更是直接面对生死存亡。有个客户下了10万只小鸡的订单，欣喜的他赶紧借钱买种蛋。没想到，先期2万只小鸡孵出来交货后，客户就跑得无影无踪。眼看剩下的小鸡就要孵出来，而他已经没钱买饲料，又恰逢农忙，小鸡卖不出去。他走投无路，只能跟几个兄弟商量，“究竟是从岷江桥上跳下去，还是隐姓埋名跑去新疆？”

　　——然而无论多么骚动热烈，或是充满多少暗示和悬念，1984年，民营经济兴起的大幕缓缓拉开。

　　从“万元户”开始狂欢

　　1985年春天，“万元户”这个新名词已经深入人心。尹明善、瞿美卿这些先富起来的人，甚至挤进了“百万元户”的行业。但是个体户始终名不正言不顺，大连人姜维坐上了去北京“找政策”的火车。

　　五年前，他在大连市动物园门口摆了一个“照照看”照相摊，后来正式成为“姜维影术社”。一位香港商人到大连考察投资，找他合资经营。但准备签合同时，政府突然通知，不许再提合资的事了。姜维不肯放弃，直杀北京，追问“个体户怎样才能有法人资格”。国家工商局几位司局长回答，“只有将个体户变成私营企业。”在消灭私有经济二十多年的当时，围绕这种“变”争论激烈，胡耀邦力挺姜维。最后，姜维创办的光彩公司成立了。他也由此成为1957年之后，正式领取执照的中国私营企业第一人。

　　私营经济闸门一开，迅速演变成一场狂欢。这种狂欢尤以海南为中心。后来创办复星集团的郭广昌，大学毕业时，就在一位海南籍同学的毕业留言簿上写下：“海南太令人向往，总有一天，我会在海南拥有自己的一片土地。”

　　向往的何止郭广昌。吴一坚和景柱孤身闯海南，多年后，前者成为“陕西首富”，后者当上“海南首富”。处在畸形扩张期的海南房地产，更是让冯仑和潘石屹留下彼此人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这几乎全民陷入癫狂的时候，远离城市，乡镇企业却低调地寻找着自己的成长路径。

　　万向集团的鲁冠球把自己应得的25万元承包收入全部“捐”给了企业。当记者问他为什么，他说，“如果我的收入与工人的收入悬殊太大，他们就会失去自己是工厂主人翁的感情，而这对于事业是不利的。”鲁冠球因此被视作“共同富裕的典型”。

　　这显然很符合地方政府的期望。既然国企靠不住，不妨仰仗这些有能力“先富起来”的人。“低调懂事”的乡镇企业由此获得空前的政策扶持。这种扶持，集中体现在了“经济联合体”的出现。国企把自己的一些业务以承包或联营的方式转包给乡镇企业，以此形成联盟——这种行为在前些年还被明令禁止，现在却格外流行。

　　1986年，浙江省玉环县一个叫苏增福的农机厂厂长北上找到沈阳双喜压力锅厂。该厂1964年生产出中国第一口压力锅，此后一直是国内最大的专业工厂。双方联营后，苏增福杀入压力锅行业，以双喜牌名义销售，凭借民营公司的灵活，很快销量竟大大超过沈阳厂。

　　后来的故事顺理成章。苏增福甩掉双喜自创“苏泊尔”，成就全国炊具用品龙头企业。他笑言：“我这跑龙套的一不小心跑出了个名角儿。”

　　此消彼长——这或许就是当时国企与私营企业最残酷的生存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