蝶变

　　持续近四年的狂欢中，无数人寻找着他们的下一个路口。越来越多青年人到外国公司谋职，或出国留学。这里面有日后我们耳熟能详的一连串名字：吴士宏、吴鹰、张朝阳、唐骏……他们默默积累着自己的原始“资本”。

　　企业也在寻找新起点。结束野蛮的原始积累后，创业家们开始破茧成蝶。如果说之前的创业是下意识，现在，他们开始思考企业的命运和归属。

　　1987年12月1日，新中国第一次把土地作为商品的交易在深圳落槌。听说此事的王石，做出了他今生可能最伟大的决定——转型做房地产。而在北京，柳传志率领联想从代理销售IBM转向开发个人计算机。

　　这种蝶变还不仅仅是方向，更是资本。

　　1988年，王文京创办用友软件，他领到的是一本“身份低贱”的个体执照。他很幸运。除了个体户，以前所有新创办公司在性质上都算是“国有”或“集体所有”，那一代几乎所有企业家都将因此遭受产权归属的困扰。

　　王石谋求股改上市，“曲线救国”；柳传志和鲁冠球则选择了只做不说——时间将证明这些人很明智。相反，中关村最大民营科技公司四通的万润南，却把自己逼上了风口浪尖。当时有人对四通的所有制性质提出疑问，万润南公然在媒体上撰文声称，“四通在没有国家投资、没要人员编制，没要特殊政策的前提下发展起来，四通的财产既不是国家所有，也不是任何私人所有，它属于四通企业所有，任何个人无权分割。因此，四通是一种真正的公有制。”舆论大哗，展开了一场激烈对立的讨论。

　　在广东生产万宝冰箱的邓韶深成为争议的第一个著名牺牲者。1983年，邓韶深承包了一个只有100人的亏损小厂，随后迅速崛起。他的万宝冰箱一度占有全国冰箱40％市场，小工厂成为全国最大的家电制造企业。到1988年，万宝冰箱产能规模超过100万台，年总产值10多亿元，名列中国电子电器100强之首。而此时，海尔才达到20万台的规模。

　　尽管个人造就如斯辉煌，万宝仍属于集体所有制企业。邓韶深四处奔波，试图跳过现有产权所有人，谋求更高行政部门支持。1988年初，国家体改委也的确将万宝电器列为全国企业股份制改革的四大试点集团之一。谁知，他很快遭遇致命狙击。

　　上级部门将24家亏损的中小工厂一股脑塞给邓韶深；上级指派下来的党委书记又与邓韶深不和，两人对企业发展战略各持己见……矛盾不断激化，直到1988年“物价闯关”失败，家电商品陷入滞销，该党委书记仍听从上级命令继续生产。万宝货品积压，资金链迅速断裂，短时间竟出现将近8亿元的呆坏帐。

　　1989年，日渐无序的狂欢结束了。国家宏观调控开始，私营企业被重点整治，风声鹤唳。是年秋，邓韶深终于心灰意冷，不辞而别远赴加拿大。就这样，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第一个家电巨子——万宝电器一蹶不振。同年，万润南远赴国外，四通自此式微。那年以他们为代表的企业家，定性都是“出逃”。

　　突然间，看上去这已不是适合下海的季节。冯仑和潘石屹幸运地全身而退，避开那一轮“海南热”的衰退。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那么幸运。李书福开过照相馆、生产过冰箱配件，也制造过冰箱，挣了数千万元。他也热血沸腾地来到了海南，最后却因为炒房被套，亏得血本无归。这是他人生最大的商业失败。

　　黎明前的骚动

　　此时，偏偏还有人逆流而上。

　　郑永刚接手杉杉，第一件事就是在厂里拉起一条横幅，上书“创中国西服第一品牌”。工人们看到横幅都笑了，几乎没人相信这个伟大目标能够实现；李宁加盟健力宝，不到8个月，一栋5000平方米的厂房竣工。屋顶上，巨大的广告牌十分醒目——“李宁牌”；深圳大学研究生毕业的史玉柱，回到安徽统计局。他本该按照命运的安排，从年轻的处级一步一步往上升。然而创业冲动已不可抑制。史玉柱写了辞职信，将自己抛向东飘西荡的未来。他对朋友说，“如果下海失败，我就跳海。”囊中羞涩的他来到深圳，只能和李书福一起“混”在深圳大学学生宿舍。四个月后，他赚了一百万。再隔一年，巨人公司成立，迅速成为位居四通之后的中国第二大民营高科技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