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我出生在呼和浩特郊县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是生产队的小队长。那时候用现金代公粮,父亲得带头交,可是又没钱。怎么办呢?想来想去,就把办法落在孩子身上。我是五个孩子当中最小的一个,出生还不到一个月,父亲狠狠心,把我送了人,换来了50元钱。那时候50元钱不得了,城里人一个月5块钱生活费就够了,农村只要3元。
“我的养父姓牛,职业是养牛。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家庭:养父解放前被抓过壮丁,当过警察;养母当过国民党的官太太。这样两个特殊的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自然没有好果子吃。文革期间,养父养母被拉去批斗,扫马路。养母病重,扫不了马路,就由我替她扫。我那时也就八九岁的样子。怕同学们看见后笑话,我每天早晨四点钟就起来替养母扫大街。
“我14岁的时候,养母去世了。孤独的我,挨过饿,受过冻,遭过打。那时候,我也申请过救济,可以说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没有党的关怀,父老乡亲的关照,就没有我的今天。我对党的认识全是体会的,不是背会的。”
养父死后,子承父业,牛根生“顶班”进了养牛场。不论是当刷瓶工,还是做到伊利集团分管经营的副总裁,不论是穷困到结婚都没有买件新衣服,还是突然被免去副总裁的职位,他不断地体味到人生的起起落落,戏剧般的变迁。穷苦的出身,复杂的家庭,草根的童年,所有磨难都给了他不同寻常的性格和思维。牛根生说,“我这一辈子有4个母亲3个爹(生父母、养父母、岳父母和一位继母),我都为他们养老送终,对家族几十口人尽力尽责,我最崇敬的还是养母,她对我一生影响最大,养母嘱咐我的两句话终生难忘,一句是‘要想知道,打个颠倒’,一句是‘吃亏是福,占便宜是祸’。”
大胜靠德
1998年,被老东家伊利夺了兵权的牛根生,人生之路又开始变幻莫测。
“我这样的人你们要吗?”1998年的一天,牛根生走到了呼和浩特人才市场的招聘柜台。“你多大了?”“40岁。” “对不起,你这样的年龄在我们公司是属于安排下岗的。”对方笑着说。
牛根生说,他也并非真的想通过人才市场找工作,当时的想法,就是想看看如果离开了原来所熟悉的乳业,自己的价值还有多少被承认?结果人家不问你的经历,年龄超过40岁根本没人要。
“不要不等于我老牛找不到好工作,有一家乳品企业知道我辞职后,老板马上找到我,愿意出很高的薪酬邀请加盟。我向对方提出了一个条件:用我老牛的管理经验和人脉资源入股,让我做股东!结果这个条件把对方吓跑了。我后来对部下说:当时他们觉得我这个要求是痴人说梦。后来有人评价说:这个企业没有意识到,牛根生是一台印钞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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