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思想的确立，给久被政治折腾的中国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个体经济开始疯狂地涌现，面对突变的格局和民间力量的暗涌，摸着石头的变革因此充满惊险又一波三折。

　　创业史定位：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思想的确立，给久被政治折腾的中国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个体经济开始疯狂地涌现，面对突变的格局和民间力量的暗涌，摸着石头的变革因此充满惊险又一波三折。

　　时代描述：

　　1978年到1983年是一个十分微妙和关键的转折年代。

　　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宣告下，刚刚复出的老一辈领导人邓小平试图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来推进中国的命运变革。

　　政策的鼓励，舆论的支持，社会环境的好转，商业形态开始在一种懵懂的姿态中萌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等利好消息的刺激下，久被压抑的创富愿望开始被催化，一些早起的先觉者主动或被动地走上了个体工商户的道路。他们踩着还有些生涩的创业节拍，迷茫地积攒着原始资本，虽然大多人都不知道这条路究竟会驶向何方。

　　所有的人都彷佛听到了时代火车转换轨道的尖利声响，这种激励在民间随后就爆发出了巨大的能量。在浙江南部的温州、福建潮汕、广东珠三角一带，越来越多的乡土工厂展现出他们超乎寻常的活力。当“笼子外的野鸟”个体经济肆无忌惮地冲击了旧有僵化体制后，左右为难的高层而后又不得不快刀斩乱麻地力保那些尚在旧体制下低效率运行的国企的利益。

　　不可逆转的是，计划经济的闸门开始被逐渐撬开，民间的创业力量如涌出地面的小涓流般四处漫游，与之而来的各地小商品市场、流通领域开始兴盛。致富的渴望开始萌芽，日渐成为全民共同的理想。

　　创业史记：

　　复苏的萌动

　　1978年，鲁冠球的工厂已经有了400号人，年产值300余万元，这一年的秋天，他在5个人的见证下，“高调”地又挂上了“宁围万向节厂”的厂牌。

　　之前的10年，鲁冠球一直在偷偷摸摸中办厂。那是一个铁桶般的计划经济年代，生产什么，购买什么，销售什么，都要国家下达指标，指标之外的物品流通统统属于“非法”。工厂没有地方买原材料，他踩着一辆破自行车每天过江到杭州城里，走街串巷地收废旧钢材。生产也是有上顿没下顿，一开始做了一千把犁刀，跑去向农机公司推销，一进门就被赶了出来，因为他没有“经销指标”。他东钻西闯了几年，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条活下来的缝，那就是为周边公社的农具厂提供配套生产，如饲料机上的榔头、打板，拖拉机上的尾轮叉，柴油机上的油嘴，要什么就做什么。 1978年的到来，这位只有初一文化、但嗅觉异常灵敏的农民嗅到了一丝有别于以往的清新空气，他觉得自己可以不再偷偷摸摸地干活了。

　　这年不只是企业家们“隐姓埋名”后浮出水面的开端，同样也有改革的模板，江阴市华西村的吴仁宝就被推到了前台。这位集中全村人搞社会主义建设的村支部书记因当年带领全村创造了296.35万元的产值，而成为举国学习的发展经济的榜样。

　　这年，恢复高考，那些充满抱负而又报国无门的青年们开始跨进大学的殿堂，这奠定了他们日后高起点创业的重要基础。

　　在辽宁，沈阳铁路局工人马蔚华考入吉林大学经济系，11年后他出任招商银行总行行长；杭州出生的张征宇考上了北京工业学院，后来他做出了第一代PDA掌上电脑“商务通”；北京176中学的青年老师段永基考上北京航空学院的研究生，后来他创办四通公司，成为中关村的风云人物。而在广州的华南工学院，在无线电班第一批学生中，年近40的陈伟荣和两个年龄均只有18岁的黄宏生、李东生成为了同学，这三个人，日后分别创办了康佳、创维和TC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