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鸣和顾雏军也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前者考上中国石油大学，第一节课教授就告诉他：世界石油只够用50年，中国的时间更短。以后这位“中国太阳能产业教父”选择了新能源领域创业；18岁的顾雏军则考入江苏工学院动力工程系，老师对他的评价是：聪明好学，踏实上进。但20多年后他却以商业诈骗罪锒铛入狱。

　　一些没有机会和能力改变命运的青年则有些被动而愤懑地选择创业。因为父亲被打成右派且进了监狱，李如成和精神崩溃的母亲以及四个兄妹根本无法返回上海。他用返城补助款，开了一家乡镇企业：青春服装厂；1978年9月，为了推销低压电器，胡成中在长沙郊区85个村子的抽水站间连续跑了十几天。当时他还不到20岁，身份是农民。

　　官方助推力

　　复苏的萌动风起云涌，被压抑的创富愿望在政策的指引和诱导下，开始延伸向各个角落。

　　1979年4月，在广州，一个名叫容志仁的人领取了个体营业执照，他以100元本钱开饮食店做学生餐，如今早已为人们淡忘的容志仁确是当年的街边“创业第一人”；这年国庆节时，在顺德容桂镇，街道办副主任出身的梁庆德创办的“桂洲羽葵工艺厂”挂牌投产，产品是鸡毛掸子、羽毛扇、皮革制品。而后十数年后，完成了原始积累的梁庆德华丽转身，创办了格兰仕集团。

　　一些聪明的早起者都意识到，这个国家开始对他们敞开创富的大门。1979年初，周正毅拿出所有积蓄在杨浦区开了一家馄饨店。在混沌多于秩序的年代，精明的周正毅不甘偏于馄饨店这“钱途”黯淡的一隅。他浑水摸鱼，踏上了去往日本的飞机，美其名曰“留学”，实则暗渡陈仓，走私商品去日本销售，“带的货物很多，记不清楚，好像是101生发水”；这年，许荣茂来到香港。无钱无背景，他什么行业都做，只要不违法的钱就赚。

　　这一年的秋天，张果喜第二次来到上海。他舍不得住旅馆，蜷缩在上海第一百货公司的屋檐下过了一夜。第二天，他找到上海工艺品进出口公司，软磨硬泡签下了20套雕花樟木箱的出口合同。

　　国家落实政策，对贵州的罗忠福无疑也是个天大的喜讯。他父辈、祖父辈遗留的几十万元财产连同罗家的“天府别墅”被一起归还，他回城后准备结婚。苦于在遵义买不到养眼的沙发，于是他参考国外电影上的沙发式样，开始试做。没想到一炮走红，订货者蜂拥而至，名声传遍川黔。之后，有想法的他在遵义搞了一个家具展销会，又出人意料地跑到电视台花钱打了一个广告，广告片中的模特儿由他妻子客串。一经播出，家具展销会获得巨大成功，他的第一个十万元就这样信手拈来。

　　在官方，中国的决策者们也尝试着在南方设立一个有别于过去任何经济形态的“经济特区”。首吃螃蟹的执行者，则是官拜司局级的干部、军人出身的袁庚。

　　袁庚的所有筹码只有三个，一个允许特区内华侨、港澳商人、某些外国厂商直接投资办厂的政策、国家拿出的3000万元贷款以及一大片杂草丛生、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的土地。

　　区区3000万元的贷款——这点钱几乎还不够搞2平方公里的三通一平。无奈之下，开发者们唯有一计可施，那就是出租土地，用地金来换现金。这个在当时可谓“大逆不道”的想法得到了强烈的反对。顶着压力的蛇口开发区官员们不得不翻遍马列原著找根据，而后他们终于在厚厚的《列宁全集》中查出列宁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话来：“……住宅、工厂等等，至少是在过渡时期未必会毫无代价地交给个人或协作社使用。同样，消灭土地私有制并不要求消灭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虽然是用改变过的形式——转交给社会。”而后这段话深圳干部人人会背，有考察和质问者远道前来，他们就将之作为“尚方宝剑”。

　　通过出租土地收租的方式，深圳用收进的数亿元钱削掉土丘、填平沟壑，开通公路，通电、通水、通邮政。从1980年至1985年的五年里，深圳累计完成基建投资76.3亿元，建成了一大批新的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工程，初步形成了9个工业区，香港和国外商人纷纷涌进特区办厂、开公司。特区之风自此一路北上，开放之势再不可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