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错杀”的小私营业主中还有个叫严介和的人。之前利用闲暇时间，中学语文教师的他边骑着自行车到周边窑厂联系销售业务，边组织同村的青年收购芦苇编织草帘子，一个月轻松能赚几十块。做大一些后，他又陆续组织一些人编草帘子，自己收购，再卖到窑厂。三四年间，他成了淮安有名的有钱人、万元户。在村民的举报下，严介和又变成了当地“资本主义”的典型，有关部门取缔了他的家庭作坊。

　　但持续两年的整肃并不能改变被激发的个体工商业者在巨大诱惑面前的蠢蠢欲动，一场民间自发的创业浪潮开始席卷各地。

　　1983年初，刚过春节，四川新津县农业局刚刚分配进来的大学生陈育新突然提出辞职，日后成为中国首富的刘氏四兄弟办起了平生第一个实业：育新良种场。

　　在1983年前后，中国的第一批“倒爷”出现在北京和深圳。曾为铁路工人的王石，倒起了玉米，一年下来，他净赚了300万元。与此同时，义乌的公路边自发地聚起了一个小商品的交易基地，日后这里诞生了全球最大的商品采购中心；在温州，一些农民开始制造小五金商品，并摆在自家门口叫卖，此为最早的“前店后厂”雏形。这一年最火的榜样是敢在厂里搞奖金制度、提出“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的浙江海盐县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虽然这个脾气暴烈、小错不断的厂长后来被证明有“被神化”和“树典型”的嫌疑，但在当时，改革已经逐渐开始成为官方和民间不争的共识。

　　34岁的宗庆后还处于找感觉的阶段，他回杭州城两年，刚找到了工作，在一家学校的校办工厂当推销员，此后10年间，他一直不温不火地呆在这个位置上。同样在找感觉的还有马云，1983年，在受到女排精神的激励后，第三次参加高考的他终于考上了杭州师专。

　　这是一个官方与民间都紧张而摸着石头探索的年代，这又是一个创业激情被唤起、民间力量开始喷薄的年代。

　　备忘录

　　●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年底，可口可乐开始在北京设立临时办事机构；宝钢公司在上海北郊的一片海滩上打下了第一块基石。

　　●1979年1月，香港商人霍英东谋划在广州盖国内第一家中外合资五星级宾馆——白天鹅宾馆。

　　●1980年，一无所有的乔金岭筹建长葛县第二化工厂，生产石棉瓦和硫酸铜。

　　7月，深圳、珠海和汕头等地创办特区的思路渐渐明确下来，后被明确定义为“经济特区”。

　　10月，北京，已经是五个孩子母亲的刘桂仙，在自家31平方米的堂屋中，开起了北京第一家私人经营的“悦宾饭馆”。

　　年底，知识分子出身的陈春先在中关村的一个仓库办起了国内第一个民营科技实体——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中国的硅谷”中关村开始萌芽。

　　●1981年，作为1977年第一批返城的知青，李晓华开始在北戴河海滨卖冷饮。

　　作为上海市委重点培养的青年团干部王正华，决定选择成本较低的旅游业，解决街道待业青年的工作问题。

　　李东生与创业伙伴在还只有一条街道的深圳，创办了TTK磁带公司。

　　●1982年初，温州八大王事件爆发。这年，国务院两次下令，严查破坏经济秩序的罪犯，个体经济遭受重创。

　　出生广东梅州的梁亮胜带着太太，和所在工厂的其他40多名工人前往香港，住进了只有四五平方米的“贫民窟”。

　　多次倒腾生意均告失败的左宗申把岳母家一间临街住房空出来，用牛毛毡搭起了一个遮雨小棚，开始修摩托。

　　●1983年，倒玉米的王石用净赚的300万元，成立了以主营进口专业视频器材的“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

　　24岁的王文京辞掉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财政司的工作，到中关村注册了个体形式的“用友财务软件服务社”。

　　11月，浙江海盐县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开始被塑造为改革的典型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