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风起兮

　　1980年，仿佛一夜之间，中国从事个体经济的人数突然猛增到86万人，比1979年翻了一倍多。

　　1981年，年广九决定雇佣几个人开始炒瓜子。

　　年广久是个文盲，7岁开始在街巷捡烟头挣钱，9岁做学徒经商，1963年他因“投机倒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出狱后为了维持生活，他不知从哪里偷学了一门炒瓜子的手艺，他自小被叫成“小傻子”，于是索性叫个“傻子瓜子”。

　　1981年，只会写5个字的年广久在澡堂里泡澡时，听到一群人唧唧喳喳的议论后，他敏感地觉得，党中央是要鼓励私营个体经济的发展了。这年7月，他在芜湖的十九道门摆起了一个卖瓜子的固定摊位。此前，瓜子一直是国家供销社统购统销的二类商品，他摆了一段时间，居然无人过问。

　　在经营中，这个浑身透着狡黠的商贩很是懂得迎合紧缺年代人们的消费心理，“别人买一斤瓜子，我还要抓一把送给他。”他的生意越来越兴旺，一天的瓜子可以卖出两三千斤，买瓜子的队伍最长的时候排过100米。

　　年广久开始被作为个私经济的典型人物被各大报纸争相报道。生意太好，年广久不得不请来一些无业青年当帮手。人一个个多起来，到秋天，一统计，傻子瓜子已经有了12个雇员。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虽然对个体经济的政策有了一定的松动，但在政治意识领域，长期习惯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高层决策者们对个体经济依旧保持着观望的警惕。年广久的雇工居然有了12个，有人马上联想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做出过的那个著名论断，“雇工到了八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于是，“年广久是不是资本家？”、“年广久是不是剥削分子”的流言开始流转全国各地，争论、辩护、讨伐，一场带有浓烈意识形态特征的大辩论开始了。

　　这场大辩论一直持续到1982年，以至于邓小平不得不出来讲话了。他建议对私营企业采取“看一看”的方针，“一动就人心不安，群众就会说政策变了”，争论最终尘埃落定。

　　在民间，这场争议并未引起太大的注意。1980年，郑秀康终于向单位正式提出了辞职，创办红象皮鞋作坊。“我决定做消费品，要么做沙发要么制鞋，最终选择制鞋，是因为家里的住房太小，连个沙发都放不下。”如今，他的康奈集团已成为中国的“鞋王”之一。

　　这年，成绩出众的蒋锡培高考意外名落孙山。他跑去太湖边坐了一夜，而后决定跟随二哥去杭州学修钟表，他的目标是一辈子赚够5万元，“回家造两间房子，剩余的放在银行里面存定期”。

　　整肃与暗生

　　年广久因为邓公的“特殊眷顾”而幸运地“躲过一劫”。但1982年后，因为个体经济发展过于迅猛，主政者也开始对这个有些狂放的群体进行调整和治理。

　　因为个体从业者不按章法的出牌冲击了国有企业的利益，抢占着基础并不坚实的国企资源，一些挖人、挖技术等手段对国企构成了直接威胁，这在当时被认为是“犯了众怒”。1982年，国务院两次下发严厉文件，对那些严重破坏经济的行为，进行严厉的整肃和清理。

　　在温州，柳市镇的8个工商户随后得到了判刑、拘禁等严重处理，并通告全国，轰动一时，史称温州“八大王事件”。到这一年底，全国立案各种经济犯罪16.4万件，结案8.6万件，判刑3万人，追缴款项3.2亿元，个体经济遭受重创。已经出狱三年多的牟其中又被抓进了监狱，这次他犯的罪是“投机倒把罪”。因为他发现一种由上海工厂生产的“555”牌座钟在市场上很好销，他找到重庆一家半停产的军工企业，请他们以每个25元仿制1万个，然后他再以32元的价格卖给上海的一家贸易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