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 年，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了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终结了延续2600多年农民种田交税的历史。2006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预算支出达到3397亿元。2007年，中央用于“三农”的财政支出达到3917亿元，比上年增加520亿元，增长15.3%。

　　从减轻农民负担，到公共财政支出向“三农”倾斜，重点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这些无疑都为农村地区未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投资基础。

　　摆在面前的一个严峻挑战是，分散的农户生产方式如何向集约化经营的现代农业转变？在此基础上，如何重新构建新型的农业生产关系？构成农业生产力的各项要素如何平稳合理地重新配置？显然，由于国家、地区之间的客观差异，对这些核心问题的回答，也许并不存在一套标准答案。

　　必须指出的是，不应该把8亿农民看作整个国家现代化的包袱或障碍。在广大农民中间，蕴藏着惊人的创造潜力。不管是1978年底的小岗村“包产到户”实验，还是如今的华西村(3.91,0.36,10.14%)、南街村等一批现代化新农村，都是中国农民创造力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生动反映。没有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在新农村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如何彻底激发农民的创造潜能，也许是解决绝大多数问题的一把关键钥匙。

　　在新著《中国崛起之路》中，中科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指出：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思路是“解放农民，投资农民，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胡鞍钢认为，根本途径是加速城市化。这将是一个漫长和艰难的过程。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城市化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涉及1000多万人转移到城市。

　　新农村建设的伟大实践，将如何推动解决“三农”问题？在轰轰烈烈的新农村建设实践中如何把握大局和方向？为此，《中国投资》专访国家发展改革委杜鹰副主任、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马晓河副院长，两位领导站在国民经济发展全局和城乡统筹发展的高度，权威解读了新农村建设投资大计、发展现代农业、培育新型农民等重要问题。《中国投资》的记者还深入北京、四川、浙江农村，细致解剖新农村建设典型案例。

杜鹰谈新农村建设投资

　　——专访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杜鹰

　　杜鹰副主任接受《中国投资》专访，系统阐述新农村建设投资问题，并就有关重大制度设计发表观点

　　《中国投资》：尊敬的杜主任，请您谈一下，“十一五”时期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思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将对国民经济发展全局产生怎样的影响？

　　杜鹰：“十一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时期，而“三农”问题始终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

　　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发生了重大变化，呈现出新的形势和特点。总体上看，目前我国已经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这为“十一五”时期加快解决我国“三农”问题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近两年的中央1号文件，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现代农业进行了系统部署。认真学习和领会这两个中央1号文件的内容，可以进一步明确“十一五”时期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总体思路：

　　一是通过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要超越农业和农村的层次，站在统筹城乡发展的高度，把农业生产放到整个国民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循环中，把农村发展放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把农民增收放到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中统筹考虑。从“十一五”开始，要逐步建立起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长效机制，包括财政对农民的直接补贴机制，对农业和农村建设的投入稳定增长机制以及建立健全保障农民合法权益机制等。

　　二是通过明显改善农村的整体面貌解决“三农”问题。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农村始终会有数以亿计的人口生活，建设好农民的家园，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在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逐步减少农村人口的同时，也要把新农村建设好。要加强农村道路、通信、电网、饮用水、沼气、垃圾收集处理等生活设施建设，通过农民的辛勤劳动和国家的政策扶持，明显改善农村的落后面貌。

　　三是通过扩大公共服务覆盖农村的范围解决“三农”问题。要逐步解决农村公共服务严重滞后的问题，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强化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服务，逐步使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一样，公平地享有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十一五”期间要重点加强农村义务教育和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加快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加大扶贫减贫力度，有条件的地方要积极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四是通过大力发展农业和农村生产力来解决“三农”问题。发展农业、繁荣农村、富裕农民，始终是“三农”工作的基本任务，要坚持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促进粮食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为此，必须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积极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加快农业科技进步，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创新农村体制机制，提高农业素质、效益和竞争力，促进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从中央所明确的新农村建设的范围、内容和措施来看，基本上涵盖了上述思路所蕴含的内容。因此，可以说，新农村建设是“十一五”时期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抓手和重大举措。

　　《中国投资》：2007年，中央政府用于新农村建设的投资将有多大规模？明确了哪些投入重点？

　　杜鹰：新农村建设需要大量资金，加大对新农村建设的支持力度，必须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当前要在“多予”上下功夫。

　　2006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预算支出达到3397亿元，比上年增加422亿元。2007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达到3917亿元，比2006年增加520亿元，增长15.3%。按照今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的“三个继续高于”的要求，即财政支农投入的增量要继续高于上年，国家固定资产投资用于农村的增量要继续高于上年，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村建设的增量要继续高于上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国债投资和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安排上，切实做到向“三农”倾斜，积极争取总量上有所增加，结构上有所优化，让老百姓切切实实能够受益。这几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每年安排用于农业和农村建设的投资都保持较高水平，2001年用于农村建设的投资大概占全委安排的预算内投资和国债投资总量的35%，2007大约占48%，所占比重逐年提高。

　　在加大投入的同时，还要明确重点，将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今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的农村建设投资达600多亿元，将重点投向以下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