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和第一次泡沫相比，第二次泡沫前，香港地产业又是怎样的状况？

　　施永青：1997年左右，我已经感到房价很不合理，那时候，浅水湾豪宅已经卖到了2万-3万港元/尺，普通住宅近8000港元/尺，很多人不去生产，转而只靠炒楼赚钱。我当时在想，虽然富人可以花得起那个钱，但社会不应该也不会允许那么多的资金沉淀在房地产行业里，资源出现了严重错配，是一定要调整的。当时，香港住房月供占家庭收入比大概是120%，虽然没有1982年疯狂，但也大大超过一般家庭的支付能力，所以，当时香港流行“无壳蜗牛”这个比喻。当时香港房屋局局长也曾收到过恐吓信，因为人们认为是房屋政策的错误导致房价高涨，民怨沸腾，比如供应不足等等。

　　《南都周刊》：当时香港房企大都是如何判断市场及进行策略选择的？

　　施永青：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嘛(笑)，和内地在2007年差不多，当时大部分企业也都在疯狂拿地，像长实、新地、信和等等。因为，在大家眼里，土地是可以一直升值的。而那时候香港的证券分析师也就和内地2007年的证券分析一样，把土地储备看成企业赢利能力的重要指标，只要有土地储备，你的股价就可以上升。所以，这也推动大部分企业采取积极进取的经营策略，纷纷疯狂拿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