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记者采访多家银行高管和一线人员，无一不把政府的大型基建项目是列为安全高地。银行的行为背后有着深层次的体制上的逻辑。

  他们认为，相比较民营企业，国有企业的安全性更高，因为其背后有着隐形支撑，“如果我贷给民营企业出了事，反而我有道德风险，说不清。但是贷给国有企业，即使不良，最终也会有人埋单。”

  “现在还不是提风险的时候，这轮经济刺激，我们很难置身事外，1、2月份我们的信贷速度落后于同业，同业非常快，我们其实有些困惑。”一家股份制银行风险管理部门的负责人说。

  一位曾经参与给上海磁悬浮发放过贷款的人士则表示，早年他们想给磁悬浮发放贷款，银行总部却不同意，后来信贷员说服了总行，理由是贷款18年（3年宽限期），到时责任人可能都不在其位了，不会对他们有影响。第二，项目肯定能成功，因为是政府工程。第三参加这么大的市政项目，对银行来说意义重大。

  他还表示，当时这家银行还没有那么多资金头寸，于是寻找了一些保险公司做协议大额存款，以此发放贷款。

  如今磁悬浮的运营还处于亏损阶段，但早已物是人非。

  “给大型项目贷款的风险在于系统性风险，如果出了系统性风险，其他贷款也好不到哪去。”另一位股份制银行高管则表示。

  但要引起关注的是，在中国商业银行股改之前，就曾背负沉重的不良贷款包袱。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的一份报告显示，我国银行不良贷款的形成主要有三个时段：一是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二是上世纪90年代初经济过热时期；三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家实施企业破产兼并改制。

  而不良贷款形成的原因有：企业融资渠道主要通过银行，企业缺少自有资金；经济增长属于政府主导的数量扩张型经济，银行听命于指令；国家政策性因素影响，根据宏观经济需要而发放的特定贷款。

  随着中国银行业股改的完成，这种导致不良贷款包袱的机制是否已经完全改变，仍需观察。但不同的是，2003年中国银监会的成立，对银行的独立监管日益严格。面临此轮全球金融危机，银监会提出保增长同时，则时刻未放松对金融机构风险监控。

  中金也指出，银行新增贷款风险暴露需要2-3年时间，若到时经济复苏，那么新增贷款的风险就不会大幅爆发，可以通过盈利的增长来消化。因此，银行增大信贷投放的重要逻辑前提应是中国经济在谷底徘徊的时间不会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