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投融资改革经历了几个阶段，从19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上海承担了国家主要的财政税收来源责任，政府城市建设资金严重不足。上海即成立了上海城投和上海久事，使基础设施建设从政府直接投资转向政府性投资公司进行间接投资。通过两大平台向外国政府举债（贷款），补充城市建设资金，比如建造上海最早的地铁1号线。

  但资金缺口随着城市开发而继续加大，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上海开始利用特殊武器——土地，通过大规模的土地批租，加快城市旧区改造等。十年来上海通过土地批租共筹措资金1000多亿元。

  但土地资源毕竟有限，1990年代后期，受东南亚危机影响，土地批租大量减少。同时政府性投资公司负债规模过大，在此特殊情况下，上海采用了固定回报方式吸引外资。上海先后将南浦大桥、杨浦大桥等存量资产折价出售给境外投资者，为上海筹措资金。

  但固定回报方式，因利率太高（最高达12%以上）必然不能长久。从2000年上海嘉浏高速公路进行社会投资者招商为标志，上海公共设施建设投融资体制改革创新进入了扩大社会化融资的阶段。

  “以往可以用资产重组方式，降低投融资平台的负债率，再去银行套取资金。”一位股份制银行高管表示。

  据这位人士透露，上海城投2000年以后一度出现现金流困难，由于大量资金投入，但项目回收期长，短期内现金流收入极微，比如F1、科技馆、洋山深水港，导致银行贷款还款困难，负债率高企，银行不敢再发放贷款。因此，政府在2002-2003年之间对上海城投注资，主要包括注入国有股份红利以及注入上海崇明县一块地块，大大提高上海城投的资本金。

  “但对于改革较早的城市，现在已没有太多的经营性资产可注入，而农用地转为商业性用地变性难，政策卡的比较紧，所以地方政府募集资金的手段减少。”上述人士说。

  而济邦投资咨询公司相关人士表示，地方政府的诸多融资平台现在大多已负债累累，即使少数的资产优良企业，也担负着大量的非自用负债和担保，早就被利用为其他项目融资。

  而在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项目中引进社会资本这一条路，随着张荣坤案件和刘根山案件的爆发，放大了社会资本存在的种种弊端，使得外界对民营资本的作用认识大打折扣，因此地方政府在对民间资本开放时更加谨慎。刘根山出事后，其参与投资的沪青平高速公路的经营收费权已交给了上海建工集团将与上海城建集团，一切回到了原点。

  因此，面临这轮经济危机时，创新地方政府的投融资改革迫在眉睫。